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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汪精卫》

来源:汗青网   作者:林思云   浏览人数 :18226   发表时间: 2015-12-30

之二:主和派的艰难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9月19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9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1933年2月21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41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1927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榘,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2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8月8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着辞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8月23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1936年6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12月3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12月31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10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1937年1月4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1936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1937年5月10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1900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1937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1937年7月7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1937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国人可以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却绝不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这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原谅向敌人投降的降兵,却绝不原谅临阵脱逃的逃兵。西方人认为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敌人缴枪投降,也算尽到了军人的责任,不算什么可耻之事。而临阵脱逃则是逃避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这也反映出东西文化的差别。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国军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国军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蒙古独立也正是蒋介石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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