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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汪精卫》

来源:汗青网   作者:林思云   浏览人数 :13314   发表时间: 2015-12-30

尾声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于用笔而不善于用枪。孙中山非常重视汪精卫的文才,孙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阅后总感满意,极少改动,汪精卫其实担任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部长,汪精卫任评议部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汪的器重,也说明汪在同盟会里有相当高的声望。  
 

  不过使汪精卫在中国名声大振的,还是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卫写的《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政论文佳作。1908年8月19日,孙中山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文中说:“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此文后来收入《孙中山全集》。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前起著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军人政治家们排挤到一边。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都是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是无法抹煞的。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然而这个遗言其实却是汪精卫所写,孙中山不过签个字而已。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仍然“阴魂不散”。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著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卫,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卫却只伤不死。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附: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 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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