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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汪精卫》

来源:汗青网   作者:林思云   浏览人数 :13374   发表时间: 2015-12-30

之五:护党救国运动 
 
  1927年12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1928年2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于1927年4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后从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后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十几年后,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军政”阶段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1928年6月15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1928年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409名大会代表中,211人为指定代表,122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76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同志会”。1927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后,陈公博和顾孟余、王乐平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后入狱。此后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后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1914年陈公博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后,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1920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陈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1923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后,宣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25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后来又被汪精卫看中,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廖仲恺遇刺后,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3月11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13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80%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后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呈表示抗议。3月14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10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后,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著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革命军共有84个军,2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4亿5千万元,除去1亿元用于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3亿5千万元,其中3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提出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1929年2月私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   

 

  在“三大”结束后,蒋介石于1929年4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6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1929年5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常厚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适在1929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1929年10月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在1927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1930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70余万军队,组成8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30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1930年9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9月17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7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后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1927年4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后胡汉民在新国民政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的“约法之争”。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1927年到1931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后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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