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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俞平伯红学观念的嬗变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   作者:吴国柱   浏览人数 :1919   发表时间: 2014-09-06

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临终前给我们留下的遗言,明显意味着其晚年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认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红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对于促进跨世纪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正式确立。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考证似乎是在与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其实质却是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他主要通过对程高百二十回全璧本的分割解剖,径直得出“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基本结论;又进而通过对作者家世生平的粗略考察,明确提出“前八十回雪芹自传说”和“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的著名论点。这“红楼二说”犹如新红学派的两根重要支柱,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共同支撑着新红学的理论大厦。其核心问题则是将长期以来作为有机艺术整体而风靡海内外的古典文学名著程高全璧本《红楼梦》拦腰斩断,人为地宰割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两大对立部分,从而使得“曹著高续”说成为其有别于旧红学的全新观念。这就是新红学派其所以“新”的基本红学观念。

  

新红学的基本观念是胡适倡导的,俞先生则是进一步对其展开更加具体充分的论证。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是新红学派得以确立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俞先生直接接过了“红楼二说”:

  

一、“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底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事实作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

  

二、“《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摇动。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

  

俞先生虽然明确肯定了“红楼二说”,却并未在这两个学说上平均使用力气,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的论证上。在论证高鹗续书问题时,他也没有致力于搜寻确凿证据,而是主要集中在本文上用功夫。正如顾颉刚先生《红楼梦辨·序》中说:“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这个概括非常切合实际。

  

胡适断定后四十回为高鹗续书时曾提出四项证据,但这四项“证据”既不充分也不确凿,所以他才煞有介事地说:“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或称“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胡适在这里提倡的作品“内容的研究”,亦即所谓“内证”证明法。这里所谓的“内证证明法”,也就是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的“推测证明法”。胡适虽然提出“内容研究”的命题,他自己却未作过多的论证;而真正按照这个意图对作品内容进行全面解剖的则是俞平伯先生。整部《红楼梦辨》可以说就是这种“推测证明法”的具体实践。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运用“自叙传说”的逻辑思路“推论”后四十回续书说。

  

《红楼梦辨》认为,整个后四十回实际上只写了两件事:“(1)黛玉死,宝玉做和尚。(2)宝玉中举人。”也就是贾宝玉“中举”和“出家”的问题,最是后四十回非雪芹原著的“佳证”。如说“雪芹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风尘碌碌’,‘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等语,怎么会平白地中了举人呢?”“雪芹即是宝玉,雪芹无出家之事。”诸如此类断语几乎充斥《红楼梦辨》一书,其目的无非是想证明:曹雪芹即是贾宝玉,曹雪芹没有“中举”和“出家”,贾宝玉也不应该“中举”和“出家”。后四十回既然主要写贾宝玉“中举”和“出家”,它就绝对不是曹雪芹的作品。它是谁的大作呢?当然是高鹗的续书了,高鹗“是科举中人,所以满怀是科举观念,必使宝玉读书中举”;“高氏先中举,后补书;所以非让宝玉也中个举人,方才惬意”。俞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最不懂,高氏补书离雪芹之死,只有二十七年,何以一点不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作者自传,且一点不知道曹雪芹底身世。”就这样,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竟被俞先生活活勾画出来。

  

第二,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挑剔方法“推论”后四十回续书说。

  

俞先生说:“我所用的总方法来攻击高氏的,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他既说八十回和四十回是一人做的,当然不能有矛盾;有了矛盾,就可以反证前后不出于一人之手。我处处去找前后底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来攻四十回,使补作与原作无可调和,不能两立。”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子”的推考方法。俞先生运用此法,在“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一章中,仅凭其所谓“最明显的矛盾之处,是宝玉应潦倒,而目中明写其‘中乡魁’;贾氏应一败涂地,而目中明写其‘延世泽’;香菱应死于夏金桂之手,而目中明写‘金桂自焚身’”这么未必真切的三条,就将证据确凿的整个后四十回原本目录全部推翻。之后在“高鹗续书底依据”一章中,列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基本一致的情节线索105条,又在“后四十回底批评”一章中找出后四十回“最明显的毛病”20条。不仅这20条“可笑之处”是高鹎续书的最好证据,那前后一致的105条竟然也“更可以使读者恍然于后四十回之出于补缀,不是雪芹底原本”。经俞先生这么一“推浚”,后四十回左右不是东西,不仅出于“伪续”,兜且“一无是处”。这种挑剔芬法的特点,就是专门寻破绽、找岔子,将一部完美的艺术精品当成“尸体”来解剖,使其从头至尾被肢解得体无完肤,丧失了艺术的整体美。至于以有无“矛盾”来鉴别全书是否一人所作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例如前八十回被认为曹雪芹一人所作,不是也有许多“矛盾”么?

  

第三,运用“本意还原”的思维模式“推论”后四十回续书说。

  

“复原”曹雪芹的“本意”,是《红楼梦辨》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俞先生认定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狗尾续貂”,“自然不能使爱读《红楼》的人满意”,所以在《红楼梦辨》中特设专章,推测“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希望能把八十回以后原来应有的——可以考见的——面目显露一二”。同时还写了“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章,根据戚本批语推测过“后三十回”的情节。只是由于当时未见脂本,俞先生将其鉴定为另一种续书(这本来是对的);后来在《红楼梦研究》中重新改写“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章,正式确认此“佚本”即是“曹雪芹原稿”。通过上述两章的“推考”,俞先生认为已大致勾勒出八十回后“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目”。俞先生自然明白,所谓的“揣想”不过只是“暗中摸索,凭着自己的猜详”,“虽说得天花乱坠,而究竟无可信的价值”。却不料经他这么一“开创”,竟然导致一种自欺欺人的伪科学——“探佚学”的兴起。这或许是非俞先生始料所及的。

  

总之,经俞先生上述三方面的推论,使“曹著高续”之说得以确立,并逐步获得学界认同,对本世纪红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俞先生对自己在《红楼梦辨》中所阐述的基本结论都没有提出过什么怀疑,甚至还一再反复加以重述。例如《红楼梦辨》1952年改题《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时,作者曾作过较大的修正,但对“曹著高续”说却不仅未曾动摇,反而强化了对高鹗续书的批判。1953年发表的《〈红楼梦〉简说》一开始就说:“《红楼梦》原作者曹雪芹,只写成了八十回,书没有写完,就死去了。八十回后虽然还有一些零碎的稿子,但是因为没有整理成回,所以都散失了。曹雪芹死后二十多年,有一个叫高鹗的来续成《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伪称是曹雪芹的原稿”。还指出“《红楼梦》最大的缺陷是高鹗给的本书的结局”,既违背曹雪芹原意,又“削弱了《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1954年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亦说“后四十回无论回目或本文都出高氏之手”,“补书在思想上,故事发展和结构上,人物描写上都跟原本不同,而且远不及原本”。同样的这些话还在当时发表的许多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它充分说明俞先生对《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所奠定的“曹著高续”的基本观念,一直是坚信不疑的。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终于促使俞先生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呢?本文认为,促使俞先生红学观念发生根本转变的直接动因不是别的,正是五十年代中期开展的那场震惊中外的“批俞运动”。

  

“批俞运动”是错误的,应该否定,这勿须我们多说,历史早已作出公正的结论。但否定“批俞运动”,却不等于说它未曾给俞先生留下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来分析。从消极方面来看,“批俞运动”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俞先生以沉重打击,甚至对其身心健康均有严重摧残。这种恶劣影响,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倦说《红楼》”,乃至于日常生活中也“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了。但俞先生毕竟是一位赤诚而又执着的学者,尽管生活对他如此不公,他能将“苦痛压在心底”,“并没有因批判而终止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他曾出版过《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发表过《〈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等少量论著,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对新红学之得失进行全面的冷静的客观的探索。因此,从“批俞运动”对俞先生的积极影响方面来讲,恰恰正是促进了俞先生对红学问题的深层次的反思。这也就是所谓“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们说“批俞运动”对俞先生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是否又在肯定它的“正确性”呢?非也!事实上“批俞运动”所集中批判的一些主要观点,几乎都没有真正触动过俞先生。例如“自传说”与“怨而不怒”说,是当时批判的重点。所谓“怨而不怒”不过只是一种风格鉴赏论,本无可非议,俞先生何错之有,他又何必自责呢?至于自传说,那更是俞先生早就否定过的东西了。远在1925年俞先生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就开始了对自传说的全面质疑,提出“最先要修正的”正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俞先生才真正称得上是第一个公开否定自传说的红学家,其否定远比批判者坚决彻底,深刻得多。批判者却将自传说当其主要错误来批,又怎能让人心服呢!

  

批判者表面上严肃指责新红学的错误,可在实质问题上却又完全承袭了新红学的衣钵。俞先生曾尖锐指出:“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俞先生几十年不谈或少谈红学,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五十年代开始以来连续不断的“大批判”使他从客观上逐渐失去发表见解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他在主观上进入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他从批判者的大量论述中受到启发,发现他们尽管批判胡适声色俱厉,振振有词,其实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也就是说,批判者的本意并不是为推动“红学革命”,真正从学术上突破新红学的思维框架;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是以新红学的基本观念来批判胡适,其结果不仅批不倒胡适,反而扩大和宣传了新红学的基本观念。他们批判新红学是假,发展新红学才是真。就说自传说吧,批判者几乎是异口同声,都说自传说错了,可批来批去,最终还不是落实到《红楼梦》是“自传性小说”或“自传体小说”的基点上吗?其实所谓“自传性小说”也就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自传”的意思,与自传说并无根本差异。用“自传性小说”取代“自叙传说”,不过只是换了一个提法,实质是完全一样的。至于新红学的另一基本观点续书说,就更是众口一词,被当作“合理内核”公开继承下来。由此可见,经过“批俞”以来的洗礼,作为新红学赖以确立的两根重要理论支柱“红楼二说”,都被当代红学或部分(自传说)或全部(续书说)地接承过来,继续成为红学的立论根据,而在此“二说”之上形成的“曹著高续”的基本观念,则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得到了充分的强化。于是高度颂扬前八十回和极端贬斥后四十回的畸形倾向成为时尚,曾为《红楼梦》作过杰出贡献的程伟元高鹗成了“千古罪人”,程高全璧本遭到一些专家权威的不齿和唾弃,被打成“假《红楼》”。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就这样受到部分红学家的无情践踏和任意诋毁。

  

所有这一切,俞先生显然是看在眼里,想在心头,深深感到痛心疾首。他万万没有料到,他与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竟然会发展到如此恶劣的地步,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他心中十分内疚,痛苦不堪。他沉重而又颇为悲愤地说: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

  

这是发自一个赤诚学者心灵里的呼声。它表明俞先生经过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开始从根本上转变红学观念,决心与新红学实行彻底决裂。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以来,俞先生一直是不间断地在“忏悔”自己的过去,“修正”自己的误失。这种“忏悔”和“修正”,仍然主要集中在自传说特别是续书说这个新红学的理论支点上。

  

首先是关于自传说。这本是俞先生早已作过多次“修正”的旧说,但他仍未放弃对其进行深入一步的自我批判。他从1956年以来撰写的文章,一直未间断过对自传说的否定。特别是1986年发表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是俞先生对自传说进行最后否决的总结性文献。该文从本质上揭露自传说与索隐派“两派门庭迥别,论证抵牾,而出发之点初无二致,且有同一之误会焉”。指出:

  

《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亲睹亲闻”者是。但这些素材已被统一于作者意图之下而化实为虚。故以虚为主,而实从之;以实为宾,而虚运之。此种分寸,必须掌握,若颠倒虚实,喧宾夺主,化灵活为板滞,变微婉以质直,又不几成黑漆断纹琴耶。

  

俞先生从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都在不断地对自传说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其否定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就在于明确肯定《红楼梦》是不折不扣的小说,是真正的文学作品,既不是作者“自叙传”,也不是“自传性小说”。

  

其次是关于续书说。后四十回高鹗续书说是新红学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也是俞先生从事红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他对续书说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远比自传说显得更为复杂更为曲折。从其发展历程看,明显表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觉性。五十年代“批俞”时,未曾有人对续书说提出过异议;相反,批判者几乎是完全肯定了俞先生论证续书说的贡献。例如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开始就肯定俞先生在“辨伪”与“存真”工作上的成绩,认为他“以确切不疑的论据,揭穿了高鹗、程伟元续书的骗局,指出后四十回确系伪作”。但是,批判者的一致肯定,反而引起俞先生的深刻反思,这确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它起码表明俞先生对续书说的反思是高度自觉的,而不是屈服于“大批判”的压力。姻为早在1954年初,他写《读〈熟楼梦〉随笔》,在谈到舒序本时就首次对高鹗续书说表示过怀疑,说“乾隆末年相传《红楼梦》原本一百二十回”,“我从前以为扁是程高二人的谎话,现在看来并非这样”,“可能仪事实”,“这样便动摇了高鹗四十回的著作权,而高的妹夫张船山云云,不过为兰墅夸大其词耳。”1956年撰《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又指出,后四十回“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或系真像他们序上所说从鼓儿担上买来的也说不定”;“高鹗补书只见于张问陶诗注。所谓‘补’者,或指把后四十回排印出来,更加以修改罢了。”1959年见到梦稿本,俞先生认为“大概可以证明,后四十回并不是高鹗一手做的。”1961年《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又写道:“高鹗在程甲本序里,不过说‘遂襄其役’,并未明言写作。张问陶赠诗,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太可靠。”1982年王昌定先生发表文章,其文末一条“附记”透露“俞先生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观点,近年来有很大改变,也开始怀疑后四十回中确有曹雪芹手稿作为依据”。这些事实说明,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俞先生对高鹗续书之说曾不断提出怀疑,主要考虑的是此说无可靠证据,怀疑有曹雪芹手稿在内的可能性。它出于俞先生自觉的反思,逐渐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第二个特点是艰苦性。其艰苦性主要表现在,他一方面不断怀疑续书说的可靠性,企图否定此说;另一方面又难以一下子同它彻底决裂,显得犹豫不决,反复多变。特别是八十年代出现过较大反复,又一再重申续书说。例如1980年“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就明说“后四十回,本出于另一手”。后来1986年到香港讲学,他又重申后四十回“相信是由高鹗续写的”老观点。同时在其发表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还说“将后四十回从一百廿回中分出,为考证的成果”;“纵使自传说不成立,而残编与续貂,其泾渭玉石之辨,仍昭然在人耳目”。

  

应当承认,俞先生在续书说问题上出现肯定与否定的多次反复,是正常现象,是符合认识运动的客观规律的。它生动表明俞先生自我解剖的艰苦性,这种艰苦性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主观方面考察,续书说本是俞先生红学研究的重点和精髓,他自己对这一项研究成果也曾是颇为满意的。例如1925年“修正”《红楼梦辨》,一开始就说:“我比较能略自信的,在高鹗续书及其回目这一件事,现在尚然坚持着……我们从各方面看,高鹗续书的证据着实不少;如竟翻全案,应怎样解释它们呢?”所以直到《红楼梦研究》出版,有关高鹗续书的论述仍然是“重点保留节目”。而且俞先生心里十分明白,续书说本来就是在自传说的基础上推论出来的,否定了自传说,续书说自然难以立足。他1921年给顾颉刚的信中就说过:“看你来信底意思,颇有些疑惑‘雪芹即宝玉’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却是读《红楼梦》底一个大线索,若连这个也推翻了,那些推论(按即指高鹗续书的推论)更无存在底价值。”这里说得很清楚,否定了自传说,在这个基础上推论出来的续书说也就自然没有“存在底价值”了。俞先生既然彻底否定了自传说,本也应该坚决否定续书说的。可是他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却又不能不勉强另作解释,说自传说与续书说之间“并无必然之联系,不宜混为一谈”,“所谓桥是桥,路是路也”。表明他的想法经常出现矛盾。俞先生对高鹗续书说的推考乃是其一生心血凝聚的结晶,否定了它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自然不可能轻而易举。早在1950年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就深有感触地说“错误当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谈何容易”。其所以不易,主要还不在于表面上的点头认错那样省事,而是体现出一个痛苦的精神蜕变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真正从心灵深处对错误的原因、错误的实质以及错误造成的危害等各方面反复进行思考,并从这种深层思考中获得新的精神力量,产生新的精神升华,达到新的精神境界,然后才可能彻底抛弃旧说。因此,俞先生对高续说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反复认识过程,正是其艰难曲折的自我突破过程的真实反映。

  

再从客观方面考察,自五十年代以来高续说一直受到学界肯定,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红学家对俞先生推论的评价越来越高。红学家的不断升级的评价,有时给人一种盲目吹捧的感觉。其实俞先生写《红楼梦辨》时还很年青,只有二十出头,热情奋进有余,人生体验不足。再加上他一踏入红学领域,就掉进胡适的陷阱,走错了道路,用错了方法,真是一步行错,全盘皆输。如果我们冷静地品味一下《红楼梦辨》,我们是不难发现的,那种声讨后四十回的盲目性,论证问题的片面性,挑剔毛病的随意性,乃至运思走笔的草率性等等,几乎随处可见。而某些红学家却不顾这些客观事实,一味盲目吹捧,全盘肯定,频频给他施加影响。譬如论定他“全面、细致、深入地辨析续书与原作的差别”,指出其贡献“最值得称道的是‘斥伪返本’,恢复曹雪芹原作的本来面目”,且其辨伪“目光犀利,抉剔入微,条剖缕析,论旨详明,确实是非常深入,令人信服的”等等,几乎已成为红学界的一致看法。特别是魏同贤先生的论定更具有代表性,认为俞先生的“独特贡献”主要就是“较全面地论证了高鹗的续书”,“它的科学价值至今仍然存在”。这些高度评价从客观上无形中给俞先生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不得轻易否定高续说;一旦否定它,就会影响一大片,因为大量红学论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立论的,否定了续书说,它们都将变成一堆废纸。俞先生不能不慎重考虑这一严重后果,他仿佛失落了下台的台阶。由于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千丝万缕的纠缠,使得俞先生对高续说的态度,一直举棋不定,骑虎难下,似有难言之隐,足见其思想斗争之激烈。

  

第三个特点是彻底性。尽管俞先生对续书说的否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但他毕竟是一位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学界宗师,所以当他通过长期怀疑、痛苦思索、深入反省之后,终于义无返顾,胜利完成了对续书说的彻底否定。这主要表现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对后四十回问题所作的明智抉择。这时,他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充满深刻的内疚和悲愧的忏悔,要他的亲属“写很长很长的文章”,重新认识后四十回,表示“不写完它,我不能死”。虽然他未能实现这个宏愿,但仍用“颤抖的手”写下两行惊心动魄的遗言: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俞先生通过一生的学术实践,苦苦探索,执着追求,至临终时才真正实现了自我超越,经历了痛苦的精神蜕变;表明了对续书说公开否定的彻底性,完成了红学观念的新突破。

 

  

俞平伯先生的遗言公布以后,在红学界掀起了波澜,激起不同反响。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和理解这一临终留言呢?

  

首先必须指出,俞先生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不仅没有损伤他的形象,反而赢得人们的信任,成为学界的楷模。我们搞学术研究,目的不在于是否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观点,而在于探索真理,追求突破,不断发现,有所前进,从而为人类认识活动的发展作出贡献。人类的认识活动原本就是在不断否定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因此当我们发觉自己的观点出现误失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及时自我否定,进行自我修正,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超越。颇感遗憾的是,周汝昌先生却认为“俞先生最末期的表现,也很奇特,例如:(一)他自己批评说,早年的‘自传说’观点是错了;(二)他最后的留言是:把《红楼梦》分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一种‘犯罪’——这和他在《红楼梦辨中的论点也正是针锋相对!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覆覆。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因此我们评价起来也感到困难。”周先生概括的两点确是关键,俞先生正是在自传说与续书说两点上勇于修正错误的。说他“末期的表现”与早期“针锋相对”是事实,但认为其学术思想“表现奇特”、“反反覆覆”、“很难捉摸”、“评价困难”,如此不无贬意的论定就很难让人苟同了。事实上俞先生从来就是一位勇于随时修正错误的光明磊落的学者。敢于“悔其少作”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红楼梦辨》刚出版的第二年,他就撰文说过:“‘自悔其少作’,这是我辈的常情,少作已经要不得了,而依照他们的估量偏又加上一重新的要不得。”1940年在《红楼梦讨论集·序》中又说:“昔扬子云悔其少作,而曰‘壮夫不为’,以之自拟,非其伦也,悔尤之感则仿佛近之。”俞先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从其“少作”出版以后就开始“悔”了,而且一生都在不断地“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终于“悔”彻底的。俞先生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效法。

  

其次,俞先生的自我悔悟标志着他的红学观念已发生深刻的根本性变化,并为未来红学的发展趋向揭开了新的篇章。俞先生的遗言主要说明了什么?朱眉叔先生认为,它“表明俞先生最终认为百廿回是一个人完成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后四十回不是后续的假肢,既不是程、高所续,也不是他人所续”。这正是问题的实质。俞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是所谓“个中人”和“过来人”,深知新红学的要害和关键在哪里。1985年他曾明示:“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所以他一生的忏悔,总是紧紧扣住胡适提出的自传说和续书说。他知道,否定了这“红楼二说”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新红学关于“曹著高续”的中心观念,也就更加有效地捍卫了曹雪芹对于《红楼梦》整体的著作权。俞先生的大彻大悟,说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以毕生心血致力于“腰斩”《红楼梦》的研究,是愧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种罪过。只有坚决否定续书说,才能走出新红学的误区,扫除自《红楼梦辨》以来给程伟元高鹗强加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充分论定程高保全《红楼梦》的历史功勋,重新确认他们在红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因此,今后红学的发展趋向,就在于坚决维护《红楼梦》的艺术完整性和整体结构功能。俞先生红学观念的这一根本转变,为埋葬新红学铲下了第一锹土。它表明新红学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已经完成历史史命,应该退出红学舞台了。俞先生既是新壶验派的奠基者,又是它的掘墓人。

  

最后还要说明,俞先生的临终留言虽然给我们指明了红学前进的新路向,但给后学留下的任务却改加艰巨。艰难之一是,俞先生虽曾表示“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对他提出的问题重新进行论证,可是生命有限,时不待人,他已经来不及亲自完成了。这一重任很自然地落到后学者肩上。如何进一步深入阐发俞先生提出的新命题在红学发展中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何对这一新命题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具体论证,都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艰难之二是,新红学“红楼二说”特别是高鹗续书说,经过几十年来众多学人的充实和丰富,早已被誉为“不刊之论”的“定论”,形成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势。这一成说不仅积层甚厚,而且积重难返,要彻底推倒它并肃清其恶劣影响,更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必须有众多后学的通力合作,开展长期的艰苦的论争,方能将其最终陈列进红学的历史博物馆。

  

尤为严峻的是,论定程伟元高鹗保全《红楼梦》的历史功绩,确认百二十回程高本的真本地位,树立全璧程本的绝对权威,都必须摒弃脂本。这一尖锐课题竟连俞先生尚且未曾明确意识到,要实现它就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说俞先生对脂本问题早已多次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过怀疑。例如远在1931年初见甲戌本时,就认为“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1953年曾说“所谓‘脂砚斋评本’,它的内容相当的复杂,文字并非都出脂砚斋手”;现在“人人谈讲脂砚斋,他是何人,我们首先就不知道”;“批注每错得一团糟”,“这些抄本都出于后来过录,无论正文评注每每错得一塌胡涂,特别是脂砚斋庚辰本,到了七十回以后,几乎大半讹谬,不堪卒读”。1956年说“所有的‘旧抄本’,并草稿的资格也还不够”;“所谓乾隆甲戌本并不是一七五四年的原本,己卯本也不是一七五九年的,庚辰本也不是一七六年的”。1961年又说“这些抄本不但展转传抄,所谓‘过录’,且可能有抄配,虽题作‘某某本’,我们并不敢保证每回每页都是货真价实的‘某某本’,只不过说‘大概是的’罢了”。1973年还说“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研’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及二十年代始喧传于世,此事亦甚可异”。1979年也说“《红楼梦》行世以来从未见脂砚斋之名”,“百年以来影响毫无”。1986年重申“我最近重读了胡适所传的《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很是失望。早在一九三一年,我就对此书价值有些怀疑”。

  

从上述事实可知,俞先生一贯认为脂本问题很多,对脂本的怀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更没有“迷信”脂本。但是,他虽然心里明白红学“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而在脂本问题上却偏偏未能最终跳出“宗师的掌心”,否决“胡适的宝贝书”。他几乎是很盲目地认可了胡适只“看了一遍”就得出的“脂本真本”的结论,断言三脂本的“原底决定在曹氏生前”。为此他曾做了大量工作来宣传脂本脂批,为之推波助澜(当然他已有所察觉)。尽管他也接过胡适发明的“过录本”之说来强加解释,却不料所谓“乾隆甲戌、己卯、庚辰年”的那个“脂批底本”根本就没谁见过,甚至连脂本的这些标年能否轻易地冠以“乾隆”二字都还大成问题。因而顺着俞先生怀疑脂本的思路继续走下去,必然要得出否定脂本的结论。俞先生临终时已经完成红学观念的更新,只是还没来得及对脂本问题进行全面反思而已。这一艰苦工作只有留给后学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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