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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杭州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徐佳   浏览人数 :882   发表时间: 2017-02-13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枝柳,长庆二年春。”《勤政楼西老柳》


望着勤政楼前那棵玄宗皇帝手植的老柳,骑着马的诗人为之感动,不知是为自己已到天命之年,漂泊天涯,湿透青衫,终得走马京华,依然多情如故,还是恍然追忆那逝去的开元盛世。他为玄宗皇帝写了《长恨歌》,对其情感复杂,恨其倾国,却又怜惜其命运。在那首长歌里,他写道:“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而此情此景,恰如眼前,如何不感慨,怎能不伤怀?如今藩镇割据未平,河朔烽烟四起,西戎蠢蠢欲动,宦官弄权炙手可热,而朝廷内的党争却愈演愈烈,不知何日才能天下太平。他呆呆地望着那棵柳树,直到守卫宫门的宦者走到马前咳嗽两声,他才回到现实中,缓缓按辔而去。


这位诗人,当然就是白居易——“长安居,大不易”。他时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负责接待外藩使者,兼职为皇帝起草诏书,听来似乎风光,其实只是六品小吏,后因朝廷怜其年老,加了朝散大夫的散官之衔,才脱掉青衫,改着绯袍。


刚刚写下这首诗,他便接到了一纸诏书——外放杭州刺史。“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马上作》)诗人接到任命,是快意的,他把友人赠别的酒喝干,诗和毕,长歌一曲,作揖而别。


其实,他已经向朝廷上奏了很久,要求外放,今日终于实现。为何要放弃天子近臣的职位,远走外乡呢?诗人是想做点事情了,他积压了多年的热情、理想和抱负,终于可以有一片土地可以承载了。


唐代的杭州,尚不繁华,常有灾害。白居易下车之日,便思为百姓除害。他访问百姓,孰害为大?百姓的回答让其目瞪口呆。原来最大的一害竟然是西湖。是的,正是那个“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百姓对诗人解释说,每逢大旱之年,西湖水浅,无法灌溉农田,湖畔之苗尽皆旱死,每逢大雨之年,西湖水涨,湖畔之苗尽皆淹死。诗人下定决心治水,白天漫步湖畔,泛舟湖上,走访父老,夜晚在府衙读治水之书,与幕僚反复研讨,终于研究出治理西湖的良法。


诗人计划修一条堤防,平日蓄水,以备旱时,暴雨之日,则开闸放水,以减水灾。让他没想到的是,修堤方案一提出,便受到了杭州本地官员的集体反对。诗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县官多假他辞以惑刺史。或云鱼龙无所托,或云茭菱失其利”。(《钱塘湖石记》)意思是当地有个风俗,如果西湖水被人为放出,那么将不利于钱塘县官的人生命运。于是这些本地官员纷纷借口阻挠,有的说水里的鱼类甚至龙王将无所依托,有的说湖里的莲藕菱角从此会枯萎。诗人笑了笑,只说了一句话——“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茭菱与稻粮之利孰多?断可知矣。”《钱塘湖石记》)于是他力排众议,修筑湖堤,从此西湖水害减轻,时人号为“白公堤”。


更难得可贵的是,诗人洞悉民情,“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压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钱塘湖石记》)规定大旱之日,百姓可以越过县乡两级,直接到州衙要求放水,以免被“文来文往”的审批环节耽误大事。


之前,杭州城内居民的水井都是靠江而掘,喝的其实都是钱塘江水,水味咸苦,城内只有六眼水井是西湖水,却也年久失修,堵塞多年,诗人特意派人重新挖掘,并延请匠人引湖水入城,从此杭城百姓才喝上甘甜的井水。


诗人居官,不改书生清寒本色,“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官舍》),公务之余,也不是饮茶读书,“乃至僮仆间,皆无冻馁色”《自余杭归宿淮口作》),看到家中仆人没有饥寒之色,已是很欣慰了。


三年之后,当他卸任的时候,“公罢杭,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及黄巢至郡,文籍多焚,其俸乃亡”。(《唐语林》)他把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俸禄都留在了官库,以备公用,这笔钱在五十年后因黄巢之乱才消失。


白居易离开杭州之日,杭州士民百姓纷纷拦住他的马,双手捧酒,依依不舍,诗人也是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别州民》,挥手告别,“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那棵甘棠树,种在《诗经·国风》里,“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茏。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百姓怀念爱民的召公,以至于不许砍伐他栖息过的甘棠树。


诗人在诗歌里多次提到“甘棠”,比如“我去自惭遗爱少,不教君得似甘棠”。(《别桥上竹》“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送陕府王大夫》“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三年为刺史二首》“水斋岁久渐荒芜,自愧甘棠无一株。”《宴后题府中水堂赠卢尹中丞》“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襦无一片,甘棠无一枝”。(《答刘禹锡白太守行》)这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多见。在提到“甘棠”的时候,他总是很惭愧,感觉自己为政一方做的还不够,念念不忘的还是百姓的疾苦。正如他在《别州民》里说:“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一让诗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是啊,我走了,那个“白公堤”,是我留给你们的纪念,望在将来的灾年里,可以帮助可怜的百姓们。


他临别的时候,还特地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详细记录了治理西湖的经验,刻在西湖岸边,以让后世杭州地方官知晓。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余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之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


杭州百姓也没有忘记诗人,明代嘉靖年间有个叫何良俊的读书人,自称与庄子、王维、白居易为“四友”,故题书房名曰“四友斋”,在其著作《四友斋丛说》中说,“公所至皆有慧政,苏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直到七百年之后,杭州百姓依然在纪念诗人。


诗人则笑着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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