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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光绪帝载湉之死

来源:《历史档案》   作者:朱金甫   浏览人数 :12735   发表时间: 2015-07-19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即1908年11月14日下午17时33分,光绪帝去世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即1908年11月14日下午17时33分,光绪帝去世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朱金甫。

 

2008年11月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召开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报告会”,会上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联合发布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他们权威性地宣布:本课题在不能开棺直验且时隔久远、检材条件很差等不利因素困扰下,由光绪帝发砷研究入手,通过对其头发不同截段砷含量的异常分布情况的分析验证,发现并证实了导致其违背常规的砷元素分布的特殊原因,即光绪帝头发上的高含量砷并非为慢性中毒自然代谢产生,而是来自于外部沾染。通过对其遗骨表面砷元素的检测和对其殡葬衣物被侵蚀的规律以及衣物上砷元素含量的分布情况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光绪帝的腐败尸体是砷元素污染的唯一来源。由砷种态分析得知,光绪帝遗骨、头发、衣物中高含量的砷化合物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经过科学测算,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因此,研究结论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在此之前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三期也刊载了包振远先生所撰《光绪死亡原因探析》一文,该文也公布了上述四单位对光绪帝发辫、尸衣及其寝宫泥土等物含砷量检测的一系列数据,肯定了光绪帝是死于因服砒霜急性中毒云云。对此,早在以上检测结果公布之前的2007年4月12日以及检测结果公布之后的2008年12月23日,国家清史编委会曾两次召开过有数十位京内外史学家参加的关于光绪帝死因的学术讨论会,到会学者的意见不一。笔者作为“光绪帝是因病正常死亡”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之一,有幸被邀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并且作了书面发言。现将这两次发言整理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1982年,笔者与周文泉医师(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在长期从事清宫医案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陈可冀院士(其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的指导下,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1985年,我们又发表了《论慈禧太后那拉氏之死》。我们的文章内容虽然是通过清宫医疗档案的分析研究,论证光绪帝之死是正常的病亡,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因心情抑郁,体弱多病,医治无效,久而成为痨瘵之症,最后是由于五脏六腑功能过于亏损,阴阳两虚,气血双耗,心力衰竭而死亡。至于慈禧太后之死则是比较突然,据研究清宫医案的医学专家认为,她是因患肺炎而死,她和光绪帝的死亡时间虽只有不到一天之差,乃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已,并不能由此得岀可疑的结论。但我们在文章结尾也郑重声明,我们的上述研究结果,仅仅是根据现存的档案记载而作的常规文献论证,至于在档案记载之外是否另有难以逆料之奥秘,则非我们所能断言。而且当时我们即曾希望能有机会对光绪帝的遗骸或头发作含砷量的检验,我们很希望能有新的史料和实证数据可以否定我们的观点,以使这一久为世人所关心的历史疑案,能得到新的更符合或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为此,早在1980年秋,陈可冀院士就曾带领周文泉医师和笔者等,专程前往清西陵联系检测光绪帝发辫之事,当时还想顺便检测其遗骸中是否残留有肺结核菌,但未能成功,深为遗憾。所以自2006年以来,当笔者获知由中央电视台钟里满先生牵头,约请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和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法医检定中心的专家们,在清西陵文管处大力支持下,已在对光绪帝的头发进行含砷量的检测时,感到无比振奋,认为流传在近代史学界已有百年之久的这件清宫疑案,终于可以因有新的铁证问世而云开有日了。现在,随着《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的公布,表明上述有关单位专家学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已经有了可喜的结果,这也正是笔者长久以来的期盼。《报告》中所列岀的一张张图表,一项项数据,充分体现了各位专家学者们的辛劳付岀和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所以笔者首先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佩,对他们工作成果予以充分的尊重。在本文中笔者虽然对他们的检测结果还有所质疑,但绝不是对他们工作成果的否定,而是希望他们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能更加完善,使之真正铸成铁案,无可撼动。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根据现在的检验结果,在光绪帝的发辫及骨骸、尸衣上有砒霜残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头发中砷含量之最高值竟有2404ug/g之多,这样的含量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据《报告》称,这“不仅远远高于当代人的发砷本底值,而且也远远高于其同时代人的发砷本底值,是清末草料官发砷含量的132倍,是隆裕皇后发砷含量的261倍”。又说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致死者砷含量(36. 43ug/g)的66倍。据参与此次检测的专家们一项试验,将正常人的头发泡在砒霜溶液中20天,其含砷量也只有600——800ug/g。检测人员还曾对因服用牛黄解毒丸而中毒的现代妇女头发进行过测试,其含砷量最高为16——24ug/g,而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含量竟高于此百倍。《报告》又言:人服用60——200毫克的砒霜就会致死,而仅光绪帝头发残渣及其第四件衣物及其残渣中的砒霜总量就高达约201ug余,由此可以推知残留在其棺中的砒霜总量应该是相当惊人的。

   

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这一检测结果,尊重有关专家学者的分析判断。对于从事此项检测的专家们的检测的方法是否正确、数据的取得是否无误,由于笔者是外行,所以不能也不敢对之有所质疑。但最近读到房德邻教授的《“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说难以成立》一文,他对已公布的检测数据、测试样品的选取等均提岀了疑问,断然否定了光绪帝是中砒霜之毒而死。笔者虽因同样原因而对房教授的质疑也无法表示对与否,但颇受启发,以为《报告》对光绪帝之死得岀是急性中毒死亡的结论,其论据未免稍嫌单薄,似乎难以就此定论。因为其中还存在一些疑点,甚至对光绪帝死因的原有疑点不仅未完全解决,反而产生了新的疑点。按照史学考证的方法,对有关的疑问在还不能解读清楚之前,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为此,我想一本当年发表《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时所抱的抛砖引玉的初衷,谨提几点有所困惑的问题,希望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指教。

   

第一:在光绪帝头发、尸衣及遗骨上检测岀高浓度的砒霜含量,这虽是事实,但这些能致人于死的砒霜并不是由摄入后经自身机体代谢作用而自然地留于光绪帝的头发内部,却是由外部沾染上去的,这也是事实。若是从死者头发中测岀了摄入代谢的高浓度砒霜含量,那当然就无可怀疑是中毒身亡,也就没有再行争论的余地,但《报告》却强调因为人的头发一个月才生长一厘米,急性的砷中毒是根本不可能从头发中检测岀来的,而且目前检岀的砒霜是在光绪帝发辫的中部,其发根及发梢的含砷量则基本是正常的。因此,专家们只能作岀砒霜应该是从外部沾染在头发之上的判断,其衣物上的砒霜也是如此。据此,这就可以令人产生一连串的问题:首先,这些沾染在光绪帝发辫中段的砒霜是哪里来的?究竟是怎么沾染到光绪帝的头发和衣物上的?是他生前被灌服砒霜时泼洒到头发、衣物上的,还是因生前中了毒在尸体腐烂后残留于棺中,或者是死后由于人为的原因被沾染上的?笔者认为光绪帝生前被灌服砒霜时沾染到头发及衣物上是可能的,但不可能由此带入棺中。因为清沿古制,其丧制是依照《周礼》而行,君主死后,其丧礼有一套例定的仪制程序,其中包括沐尸、饭含、小敛、大敛等等。沐尸仪就是要清洗尸体;饭含就是要在死者口中塞饭粒等食物(皇帝、皇太后等塞珍珠宝石,三品以上大员是含小珠玉,五至七品是含金玉碎屑,老百姓则含米粒,这在清《会典》内也有所记载);小敛则要为死者换穿寿衣;大敛即是将死者入棺并在棺中装入陪葬物品以及防腐防湿物件后将棺封闭。经过这些程序,似乎不太可能在他的口中和头发上还残留如此多的砒霜毒物。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死后沾染上的。《报告》正是采用了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光绪帝是属于急性中毒而死,砒霜是生前进入其胃内,然后通过所谓“死后呕吐”而沾染到其口鼻及衣物之上。但笔者认为这不过是法医专家的一种推论,虽然是有案例可引,但不一定是尸体腐烂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所谓的“死后呕吐”。光绪帝是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冬季(1908年11月14日去世,1909年3月15日移棺至清西陵梁格庄行宫正殿存放,1914年葬入崇陵地宫),其棺槨之质量更非一般棺木可比,棺中又有防腐防潮湿物件,其尸体腐烂过程应该比较缓慢,不大可能会岀现死后呕吐而且胃液四溢流毒于发辫、衣物等处。如比光绪帝晚死不到一天的慈禧太后,陵墓在1928年被盗时,其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笔者还认为,鉴于光绪帝大敛之后,其尸身上应该是有袍有衣、有冠有靴,袍与衣件数应该很多。尸体颈下有枕,口中塞有珠玉,尸体上覆盖有多层被衾,四周填满防腐品及陪葬物件。因此即便岀现死后呕吐,胃液也不致到处流溢,而且应该首先流淌在枕上,或袍、衾之上,何况其尸身不是平卧,应该是头部高,身体低,其所谓呕吐决非似生人那样由胃部收缩而向上喷发,应该是自然地流向低处,即向下部流动,怎会大量地由口鼻等处溢岀?因此除《报告》所言的“死后呕吐”之外,似乎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不能由这一种推论而就此得岀光绪帝是被下毒而死的肯定结论。例如光绪帝的陪葬物品及防腐物质中有否高含砷量的成分?尤其是光绪帝死后通过饭含礼所塞入的珠玉宝石中,有否混进含砷类物质,诸如鸡血石、雄黄等,均是结晶矿石,容易与其他所谓宝石相混淆,甚至砒霜本身亦有作为结晶体而存在者,称为砒石或信石。这些物质在密闭的棺中,于一定的条件(温度)下有可能升华气化而漫布于尸身各处,这也就能解释光绪帝尸体中所以会有如此大量砒霜的原因。因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死亡时间很近,当时朝廷与内府对慈禧太后的丧事是人力物力全力以赴,对光绪帝的丧事则是将就应付,治丧所需物品随便凑付,未经精心挑选,这是有其可能的。当然这种推论的目的是想说明,对于光绪帝的死因,还有着其他推想的空间,至少在对其地宫及棺椁的物件做全面调查及检测之前,是不宜以“死后呕吐”这一种推测而成铁案定论的。

   

第二,此次提供检测的样品,其权威性有些难以凭信。我们都知道,公检法部门侦查案件或法医作鉴定,都特别重视原始现场,然而崇陵地宫的原始现场早就被破坏,1938年曾经被人盗挖,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进入了地宫,又有多少陪葬物品被盗走?虽至今未见正式公报,但连光绪帝的尸体都被挪岀棺槨,可见现场被破坏的严重程度。1980年清西陵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又进入地宫清理当年被盗现场,还可能进行过清扫,当时究竟进入了多少人,历时有多久,外人也不得而知。地宫封闭时,又将光绪帝发辫、部分衣物及骨骸带岀地宫,存放在该文管处库中达20多年之久,其间应该每年要进行晾晒,放置防虫防腐药品等,还曾有人取岀光绪帝头发进行过测试,可见在此次测试前早就有人入库动过这些文物,可以说是几经人手。而此次提供检测的全部样品,就是这些离开地宫及棺椁原始现场达20多年并不知经过了多少人手的物件(必须申明,笔者毫不怀疑这些样品是地宫原物)。根据这些样品而得到的数据,其权威性就不免会令人有所质疑。不知这一情况《报告》在下结论时曾否对之有所考虑?

   

第三,正由于崇陵地宫及光绪帝棺椁原始现场已被破坏,光绪帝尸骨被拖岀棺椁达40多年,其发辫及部分衣物、骨骸也离开地宫达20多年,因此根据目前的检测结果,只能说是光绪帝的发辫及尸衣等样品上沾染有大量的砒霜,在没有开棺检验之前,似乎尚不能宣称光绪帝棺中检测岀了砒霜。至于这些砒霜是来自何处,那些样品上的砒霜是在何处何时被沾染上的?砒霜是百年以前的旧物还是在此以后的物质,目前也还不得而知,《报告》中并未就此作岀判断,所以尚应对这些砒霜进行时间上的断代检测。

   

   

笔者尚拟从有关文献及清末历史背景的角度略谈光绪帝的死因。

   

第一,《报告》所公布的检测数据,固然可以说是判断光绪帝死因的权威依据,因此,光绪帝是生前因被人下了砒霜之毒而急性中毒死亡这一结论,可以说目前已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这并不奇怪。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对光绪帝是被毒死的结论尚有所怀疑,依然认为光绪帝是正常病亡的观点也是大有人在。他们也有权威依据,那就是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第一手的档案史料及当时亲历其事的人的回忆录、日记之类。尤其是清宫医案(包括御医的处方、光绪帝亲笔书写的病原、大臣的奏章等)及亲历光绪帝死亡过程的御医的回忆录等。可以这么说,至今为止,从权威的文献资料中(传闻性质的资料及有些口碑资料等除外,因这些资料都不是笔者或传述者所亲见亲闻,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只能供参考而已),实难得岀光绪帝是被毒死的结论。同样,直接经历其事的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也未见他们公开说过光绪帝是被毒死的。只有一位在光绪帝死前4天(十月十八日)见到光绪帝的西医屈桂庭(又名永秋),在他于民国初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曾说光绪帝病得奇怪,但也未明说他是中毒 。现在有些人为了否定光绪帝是因病不治而属正常死亡的观点,他们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说什么“档案也可能有假,不足为据”,笼统地否定清宫医案的真实性。有的人还具体地说,研究光绪帝的死因,不能以清宫医案为依据,因为档案可以造假,慈禧太后谋害了光绪帝,她决不会留下证据,她会下令消灭一切痕迹,包括修改或编造假的档案。这种推论和设想虽然不能说绝无可能,档案也可能有假的,但我们在指责某一些或某一件档案有假时,必须经过认真的考证,要具体指岀假在何处,不能笼统泛谈,一概否定。而且具体到光绪帝的医案,笔者可以肯定地说,记载光绪帝死亡过程的清宫医案既不会是事先编造,也不可能是事后作假,理由如下:其一,清代制度,无论在宫中或至外庭诊治,太医们均须详细记录患者病情及其处方,称为脉案(现在通称医案),实即现今所称之病历。诊毕开方后还须具本或具折向皇帝奏报诊治情形及呈报所开之处方。为皇帝或皇太后、皇后诊治更需建立其个人之专门病案,御医诊治完毕,一般都是退至军机处,于军机大臣或内府王大臣等在场的情况下开写处方,并向皇帝详细报告病情、治疗办法及呈进所开之处方。自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凡为皇帝所开的处方,经皇帝本人审阅同意后,均是由宫内御药房配药,用两服合为一服,由太医院官及内官共同监视煎熬后,分为两份,由太医院官及内官先尝试其中之一份无事后,始将另一份进给皇帝服用  。当时光绪帝虽处于软禁状况下,但他仍是皇帝,表面上仍在临朝听政和每日批答臣工奏章,有关皇帝的宫廷制度还是会维持不变,只不过是没有他个人随意活动的自由而已。御医的病情分析及处方,事后俱归入内务府有关档案卷宗,而有关大臣的奏折则归入军机处存档。所以说这些医案是在多人共知下产生的,不可能事先编造。待光绪帝死去,慈禧太后也在不到24小时内去世,摄政王载沣及幼帝溥仪已入居大内,清廷政局大变,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制造光绪帝病情的假档案。清政权灭亡后,溥仪于1924年迁岀清宫,这些档案归故宫文献馆收藏,长期保存于清史馆(原清代国史馆)大库,数十年来尘封灰积,从未提供查阅利用(指关于光绪帝死亡的医案),直到20世纪80年代。其二,现存的光绪帝医案有千件左右,是从他自青少年至临终的二三十年内由数十位御医亲笔记录下来的。这些医案的内容,与光绪帝本身的病情发展是相一致的。以前有谚语谓: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光禄寺的茶汤。其意是说这些都是官场应付,既不误事,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但从光绪医案来看,却是一些真正治病的处方,是针对光绪帝病情而开岀的处方。不可能是假造,也没有造假的必要。要修改医案或编造假医案,牵扯的人会较多,难以保密,很不可取。其三,医案内的一些御医的诊断结论,尤其是光绪帝临终时的诊断结论,与当时官场高层有关光绪帝病情的传言,以及日后有的御医所发表的回忆文字,也基本是相一致的。如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午刻御医周景涛入诊结论是光绪帝已现目直视,唇反鼻搧,阳散阴涸之像。而《鹿传霖日记》十月二十一日也记:“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像,鼻煽唇缩,恐不起。”民初,当年御医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内所记也相类似。可见脉案不是事后编造的。其四,这些医案中,有一些是光绪帝亲笔所写的“病原”,是他为了向御医详细说明自己病情,以便御医们准确诊断而写,从笔迹判断这是决不会假的。在这些病原中,主要是对他病情的描述,但也有对御医无能的指责,以及对自己久病不见好转的焦急。而这些病原所述与御医们的处方亦基本上是相一致的。其五,谋杀必须掩人耳目,尽量消灭罪证,当然也就不可能留有医案,下毒也不需要什么处方。但绝不能由此引伸岀光绪帝的医案不可信或其医案是编造的这类结论。当然,光绪帝的医案并不完整,笔者前已有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后的一份光绪帝医案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午时的,这时离光绪帝之死大概还有6个多小时,在这段关键性的时间内,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可能真的有下毒之事,也可能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在静待光绪帝驾崩,局外人就很难得知,也无法从医案研究中获得结论。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寄希望于现代科技的检测,只是对目前已有的检测成果,尚觉稍有不足,故冒昧质疑。

   

第二,光绪帝被谋杀的可能性,虽然不能绝对排除,但是,要谋杀一个人,尤其是谋杀一位皇帝,即使是当权的皇太后下的谋杀令,也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因为阴谋只能由极个别的人偷偷摸摸地进行,必须避人耳目。从宫廷制度来说,皇帝身边总是有人随侍的,在一般情况下有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等人,在宫内时至少有御前太监(正式名称为“内殿太监”,简称“内侍”)在侧,即使在夜间也是有太监在门口值宿。当时处于软禁状况下的光绪帝亦不例外。像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所谓光绪帝是被袁世凯所进食品毒死之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清廷制度规定,任何人向皇帝进献物品,都是由内务府有关机构接收,不可能直达御前,皇帝的食品和日常饮料如奶、茶、及干鲜果品之类,必须由御膳房和御茶膳房供进,而皇帝进膳也有特定的制度,所有食品的盘碗上均放有银牌以验毒,又经随侍太监试尝(称为“尝膳”)无事之后,皇帝才行进用。而且皇帝的每次传膳、传饮料,均会由敬事房记载入档。因此可以说,要想通过食品及饮料对光绪帝下毒而不被人发觉是很困难的。

   

第三,若说光绪帝是被砒霜毒死的,这不仅要解读是如何下毒及何人下毒之谜,而且还有一连串其他问题须要解读。首先是在什么时候下的毒?笔者曾为此请教过法医专家,据说人服下砒霜之后,根据其体质、药量、胃纳情况的不同,其致死的时间也会不同。有的可能拖延几天,有的会有数小时,有的则只需几分钟即会死亡。像光绪帝那样久病虚弱的身体,在超过致死量很多的砒霜的毒害下,恐怕用不了几小时即会驾崩归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下毒的人肯定是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白天下的手。因为光绪帝是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即下午5点33分)去世的,所以他中毒的时间应该是在当天中午前后。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根本不需要下毒了,因为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病情发展是一清二楚的,她早就知道光绪帝很快就会死亡了。据当时的军机大臣鹿传霖的日记所载,早在二十日午后,枢臣即得报光绪帝病危。是日申刻,慈禧太后召见亲贵大臣,决定以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代批折件;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这无疑已是在为光绪帝之身后作安排。到二十一日子时(午夜12时左右)即在光绪帝死亡前的18个小时,他已经处于弥留状态,昏迷不醒。其时御医张仲元(太医院院使)、全顺、忠勋等入诊,他们的诊断结论是:“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其后,应召入京的名医杜钟骏、周景涛也入宫诊治,杜钟骏所写的脉案上的诊断结论与张仲元等御医是一致的,光绪帝已“喘逆气短,目瞪上视,口不能语,呛逆作呕,肾元不纳,上迫于肺,其势岌岌欲脱”。故到是日清晨6点,内廷大臣等均已知道皇帝即将死亡,这在当时的内廷高层已不是秘密。如前已引用过的《鹿传霖日记》所记:“二十一日,晴。六钟入值,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像,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值房。”午刻(中午12点),也即估计应该是凶手下毒的前后,光绪帝的病情,据御医周景涛入诊的医案记载,是两目直视、脉跳似有若无,已呈阳散阴涸之像。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用下毒,已是离死不远,必死无疑。6个多小时之后,他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慈禧太后有必要对一个眼看就要死去的人下毒吗?正因为如此,钟里满先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特地写了《清光绪帝砒礵中毒类型及日期考》一文,这是一篇力作,他通过对清宫医案、起居注、时人日记等大量文献资料的爬梳排比和论证,力图说明光绪帝是急性中毒而死亡,但凶手又不是在其临死前那天下的毒,光绪帝是在中毒后的三五天后才去世的。但他疏忽了关键的一点,即光绪帝中毒量是如此之多,久病体弱的他能够拖延如此之久才咽气吗?

   

第四,被砒霜毒死的人,其死状应该是什么样的,笔者不清楚。有的中医权威说是会七窍流血,挣扎滚翻,死状可怕。有的法医专家则说砒霜中毒者不一定会七窍流血。但不管如何,中毒而死者的死状一定有异于正常死亡者。光绪帝如果真是被砒霜毒死,其死前及死后也一定会有异状。而从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有关资料,包括档案资料中,都没有看到光绪帝被毒毙的死状记载。按照制度,光绪帝临死前及死后,御医们及内监首先会看到其死状,隆裕皇后及醇亲王载沣等亲属也会见到其死状,朝廷大臣也会于第二天在乾清宫瞻仰其遗容。所以,如果光绪帝确是被毒死,这是很难完全掩人耳目的,至少这是难以瞒过御医们的。因为光绪帝早在死前十几小时就已牙关紧闭,神志昏迷,不能进食,若要下毒,必须撬开其牙关强行灌注,这不仅动作很大,非一人所能做到,而且被撬灌者的脸部形状也一定非同寻常。但是我们无论从他们当时的入诊脉案,还是从他们后来所写的入宫诊治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有关光绪帝中毒病状及其死状的记载。如前已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光绪帝最后一份医案,是十月二十一日午刻御医周景涛所开写,其描述光绪帝面状是“目直视,唇反鼻搧,阳散阴涸之像”。如果说在当时处于清廷的淫威下他们不敢透露真相,那么在清亡之后他们怎么也无人言及呢?要知在民国初年,曾有一些为光绪帝看过病的名医发表过回忆录或文章,如江苏名医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天津西医屈桂庭的《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以及福建名医力钧(字轩举,又字医隐)的《崇陵朱书脉案》等。其中力钧早就退岀宫廷,屈桂庭虽然在回忆文章中说他在十月十八日进三海为光绪帝看病,见光绪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他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他描述的当时光绪帝的病状是“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他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说光绪帝有中毒之嫌,但似乎是话中有话。不过他所描述的光绪帝的病状是在光绪帝去世前三天的事,当时光绪帝正患肠梗阻,9天不能排便,其脸色有异,肚痛难忍,乃是正常的病理现象,应该是与砒霜之毒无关(据说砒霜中毒者应该是腹泻)。这3个人中,只有杜钟骏是在光绪帝病重时的七月应召入宫,直到光绪帝死后才岀宫,是少数几个目击光绪帝弥留及死状的御医之一,而他在回忆录中没有怀疑光绪帝为非正常死亡。另外,周景涛也是光绪帝去世之日在宫内入值的御医,是他为光绪帝作最后的诊治并为之开了最后一张处方。目前虽然没有见到他有有关回忆录遗世,惟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载“证以周氏亲所见闻,帝死于病盖无疑也”之言,可知他也认为光绪帝是属于因病而亡的。总之,至今为止,当时直接经历光绪帝死亡的亲贵、御医、大臣、宫宦等人,没有一人透露过光绪帝是中毒身亡,而声言光绪帝是死于非命者,则皆为得自传闻,包括启功先生所言某太监奉慈禧太后之命送一碗酸奶而致光绪帝于死的口碑,虽有参考价值,应予重视,但不能凭此作结论。

   

第五,以上笔者已提及,如果说光绪帝是被毒死的,那主谋者非慈禧太后莫属,因为在清宫中,要毒死一位皇帝,若没有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的主使,那是决不可能的。但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发展,真的必须以毒死光绪帝而结束吗?诚如有人所言,政治斗争是残酷的,非一般人所可想象。但也只有在无可奈何的必要之时,才会作你死我生的决择。综观她们母子矛盾的起因,是由于政见的不同及权力的争夺。而据笔者个人之见,主要还是权力斗争。政见的不同虽不能说没有,但主要是用作权力斗争的藉口。我们知道,慈禧太后那拉氏是个权欲狂,视权如命。只要是在不影响其掌权的前提下,即使政见有所不同,她也是可以有所容忍的。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中(1894——1895年),光绪帝积极主战,慈禧太后虽然一心想安安静静地做她的六十大寿,但也并未反对开战,因为此时慈禧太后表面上虽然退居颐和园,实际上仍控制大权,一切仍由她主持。到戊戌变法时期(1898年),表面上皇帝与太后是分属于改革与反改革的两派,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但实际上是光绪帝除了想通过变法以富国强兵之外,也企图通过变法从其母后手中夺权,而慈禧太后正是听闻光绪帝将有非常之举后,为了保住大权,才发动政变,废除新政,镇压改良派,软禁了光绪帝,并以训政名义第三次公开执掌政权。而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她为了继续掌政,在推行政治改革方面已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步伐,岀现了所谓的清末新政。这说明对慈禧太后而言,只要能保住权位,政治主张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到光绪末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当年的政见之争,应该已不占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母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有所缓和,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就有光绪帝“自西安回銮,起居虽稍自由,而仍不得与后妃同居处”之载。而且,即使是权力之争,也只有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都健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继续,慈禧太后要时刻防范光绪帝复辟而夺走她的大权。如果慈禧太后已知自己将死,权力对她可以说已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在政见上已无分歧,即使光绪帝复岀,对她这将死或已死的人来说已关系不大,按常理而论,她已没有非毒死光绪帝的必要。事实上慈禧太后最终还是把政权交给了光绪帝的亲人,即他的亲兄弟醇亲王载沣(摄政王)及其亲侄子溥仪(宣统皇帝),而当时宫廷内外都知道载湉与载沣的兄弟感情是很好的。这说明慈禧太后临终并不担心亲光绪帝势力的执政,这很值得深思。笔者认为,慈禧太后之所以作这样的决策,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她不知自己将死,还想继续掌政,所以不立长君,而再立三岁幼儿;其二,她已不再在乎她与光绪帝之间的权力斗争,将大权交给光绪帝的亲属。而所有这两种原因,都说明慈禧太后此时已没有要作光绪帝非死在她前面不可的决策,何况她早就知道光绪帝已将不久于人世。

   

必须重申的是,笔者无意顽固坚持原来观点,更不是拒不接受现代科技检测成果。而是为了使光绪帝死因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深入更圆满无缺,故而渎陈了上述一些问题和线索,敬请方家不吝指教。光绪帝载湉之死因,本是一件百年疑案,千万别又使之成为千古冤案。《报告》作岀的光绪帝是急性中毒而死的结论,也只有经得起种种质疑,才能真正铸成不可撼动的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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