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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告密文化”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郑异凡   浏览人数 :1698   发表时间: 2016-04-25

斯大林依靠告密攫取了苏共的最高权力,而后通过“大清洗”建立起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在告密之风盛行的苏联,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人们常常担心早上出门晚上还能不能平安归来。于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就“先下手为强”,把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人“报告”给相关部门,苏共治下的社会被恐怖所笼罩。而支持告密者终亡于告密,正是“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斯大林依靠告密攫取了苏共的最高权力,而后通过“大清洗”建立起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在告密之风盛行的苏联,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人们常常担心早上出门晚上还能不能平安归来。于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就“先下手为强”,把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人“报告”给相关部门,苏共治下的社会被恐怖所笼罩。而支持告密者终亡于告密,正是“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上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与“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1923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他提请全会参加者注意,党内生活的停滞、党内存在非法派别集团、任命制取代选举制等已成为一种危险,瓦解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内状况不良。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死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这一次,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

 

1925年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围绕告密问题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有人公开支持告密,有人提出异议。

 

联共(布)14大召开之前,党内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执行的方针政策。14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新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的10大曾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所以斯大林紧紧抓住派别活动做文章,指责“新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对“新反对派”的许多指控主要依据的是党员列昂诺夫给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报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扎卢茨基以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谈话内容。

 

针对这种告密行为,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巴卡耶夫在发言中指出,党内不允许告密行为,他说,“我对企图在我们党内扎根的那种不健康的道德作风不能泰然处之。我指的是告密行为”,这种告密行为会导致党员互不信任,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员尼古拉耶娃反对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于党内,她说:“什么是契卡人员?契卡人员是反对敌人的武器……是反对阶级敌人的。告密党内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某些同志,这只会瓦解我们的党……党内的这种制度将带来损害,它将扼杀真正的不满,扼杀每一个会思考的共产党员都会出现的一系列不解的问题……不应当用这种制度去斗争,而应当依靠正确的党内民主制度去斗争。”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9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封告密信,称布哈林学派的B·H·阿斯特罗夫、A·H·斯列普可夫、E·B·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拥护者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活动。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在新任命的副主编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主张告密的人,后来往往死于他人的告密

 

1929117日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年底,斯大林举行五十大寿庆典,庆祝自己击败了所有对手,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庆祝斯大林体制的诞生。这是斯大林真正执掌政权的开始,此前几年虽然是斯大林在主导,但他一直遇到“左”“右”反对派的夹击,还不能自行其是。

 

进入1930年代,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清洗先前的政敌或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开始了“大清洗”,从党外到党内,从中央到基层,在国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国内出现所谓“耳语者”。耳语者有两个含义,一是有话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的人,他们只能在绝对可信的人们之间悄悄耳语。一种是指以耳语的形式,即悄悄打小报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风的氛围下人们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即便像赫鲁晓夫这样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那时审讯判刑所需要的证据不是物证,而是口供。告密的材料可以作为判罪的法律根据。这样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为强,用密告他人来保自家的安全。斯大林大清洗的两千万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丧生者不在少数。有一种现象也属于告密范畴,这就是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然后据此给他人定罪。例如拉狄克在被捕前曾向布哈林求救,布哈林帮他说过好话。拉狄克最后还是被捕了,在刑讯逼供下他反过来咬布哈林,他提供的材料成为给布哈林定罪的证据之一。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治下屡见不鲜。在1920年代主张告密的人,在1930年代往往也死于他人的告密!

 

俄国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战绩出色,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索尔仁尼琴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和极权制度,被朋友告密,从前线押回后方,以“进行反苏宣传罪”被判处8年劳改,亲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生活。他在《古拉格群岛》中讲了一个小伙子的故事。此人原为安全部门人员,喜欢画画,连政治学习用的笔记本的封面也画上画。一次他画了一头猪,旁边有人问,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又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有人告发,笔记本被送上去检查,他因此而获刑。

 

顺便说一下,赫鲁晓夫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在苏联上学时大学生中经常流传关于赫鲁晓夫的政治笑话,例如赫鲁晓夫提出肉奶面包生产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养猪是措施之一,政治笑话就拿他的姓开玩笑,把它变成猪的哼哼声“赫鲁……赫鲁……”这时讲政治笑话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此后民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就越来越多。

 

斯大林也没有安全感

 

斯大林生前制造的最后一个案件是医生谋杀案。此案的起因就是一个女医生的告密。1948年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病故,女医生莉迪亚•季马舒克三次写信密告医生用不当的治疗导致日丹诺夫死亡。头两次密告没有被受理,第三次引起斯大林的兴趣,于是借此制造了所谓医生谋杀案,9名医生被捕。此案大有扩大之势,很可能成为新的镇压高潮,只是由于斯大林在19533月初去世,遂得以中止。据称告密者是安全部门的密探或者线人,她因密告有功于1953120日获得列宁奖章,但好景不长,当年44日又被剥夺。在这里告密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已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成为政治镇压的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不过那时好像并没有把告密当回事,季马舒克虽然被剥夺了列宁奖章,但对其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1954年还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

 

在苏联,告密制度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索尔仁尼琴写道: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甚至在古拉格集中营里也是告密成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有专门一章谈在犯人中招募告密者,在那里告密者被叫作“斯图卡奇”或者“塞克索特”。当局需要招募告密者,以了解什么人打算逃跑,什么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什么人心怀不满在背后骂管理员或者长官,等等。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啊!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对象,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告密行为往往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还能得到好处。索尔仁尼琴写道:“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一个政权不是靠人民基于信任给予的支持,而是靠告密来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并且当权者本身也不会有安全感,要不然斯大林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制造一个医生谋杀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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