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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国吾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教案)关系论

来源:汗青网   作者:(清末民初)辜鸿铭   浏览人数 :1522   发表时间: 2017-09-07

辜鸿铭

辜鸿铭(1857718日——1928430日),名汤生,字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他学贯中西,在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后赴巴黎大学攻读法学,回国后始补国学。他用英文和德文翻译了四书之三——论语》《中庸》《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自译为《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曾经和泰戈尔同年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他精通西学,却服膺中国传统文化,乃至甘为遗老,拖着一条长辫与整个时代对抗。他是第一个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中国人。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大声抗辩,抨击西方物质主义文明,大力宣扬本土文化精义,结果不为时人所接受,却在西方世界备受推崇。1891年,在长江各通商口岸,发生了多起围攻教堂、殴打传教士的事件。史称“长江教案”。传教士所在国政府随即向清朝施压。事发府县的地方官也有多人被罢黜。时任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撰写了《为吾国吾民争辩》,揭露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种种不合理行为以为国人辩护。此文最初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原文为英文。译者为黄兴涛等。


箴言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卷十五


鉴于最近民众屡次掀起反对传教士的暴乱,我打算在这里对外国在华传教事业的实际活动及其目的予以检查,在进行这样一个检查之后,看看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为了中外双方的共同利益,请求外国政府采取措施,如果不将其全部撤走、至少也应该对目前中国业已存在的整个传教系统做出某些修改和调整。


眼下传教士们公开声言的传教目的,我将提出来加以检查的,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提高民德

.——开启民智

.——慈善工作


.提高民德


这是中国政府最初被请求接受在华传播基督教真正合理合法的目的。按其最初的设想,它无疑应得到全方位的支持。任何能够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和更高贵之人的计划,都值得花费一切纯粹世俗的钱财。因此,如果能够证明现代传教士以他们目前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方式,将或有实现这一目标的些微希望,那么,我赞成让他们得到保护,如果必要,可以用枪炮和战舰来镇压民众。但是能够证明吗?如果只是接受现代传教士带人中国的基督教形式便能有助于人们提高道德水平,使其变得更好和更高尚,那么人们一定会想到该民族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不可否认,在中国仍然存在好人和高尚之人——将是最愿意被吸收入教者。但事情果真如此吗?我请求每一个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和最有教养者心思的外国人说,是否这些人能够被吸引人教?是否他们民族信仰的基础能够容忍像传教士带人中国的基督教形式这样一种上层建筑?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只有中国人中那些最糟糕、软弱无知、贫困堕落之徒,已经或能够说皈依了基督教,除了这些人之外,传教士们还吸收了谁?如果有人认为我这种说法过于武断绝对,那么我要求他给我证明,传教士所吸收的中国教民作为一个阶层,不要说道德水准较高,即便像那些没有皈依的中国公民那样受过教育、像他们一样好和一样有用也行;我请求他给我证明,这些皈依者,这些丢弃了他们先辈的信仰,听从外国老师吩咐,如果不蔑视、起码也不同情他们自己以往历史的传统或记忆的人,这些孤立地生活着,为本民族及其人民所不容的弃民,一旦那纯粹的金钱利益的希望破灭和其他外在的影响消除之后,结果不变成比目前中国最坏之人还要坏的恶棍。如果还有任何人怀疑我在此所言的事实,那么我将请他去读一读中国太天国的历史,它应该被未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入了基督教会的本国弃民之叛乱”。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识上,太平天国叛乱者都属于那种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的一种典型。


因此,我请求在中国的每一个有评判机会的外国人,也包括那些传教士自己扪心自问,他们是否完成了传教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即通过传播基督教使中国人道德水平更高、变得更好和更高尚,是否这方面的活动还没被证明已惨遭失败?我请问他,那些新教传教士,是不是这种惨痛的失败促使其转向了他称之为科学之教和慈善工作的方面?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传教的目的。


.开启民智


无疑,这也是一项伟大而高尚的工作。如果说易于腐烂的商品交易必要而有价值,那么民族之间不朽的思想交流则更为必要和更有价值。因此,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一种智识运动,传教士为以前只有黑暗的地方带来了光明,也就可以说,他们通过连结较高层次的思想潮流,使东西方之间变得更加亲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希望他们得到所有好人的支持。但我又要问,能够证明吗?无疑,新教传教士最近带来了大量他称之为科学和科学之教的东西,他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当地的学生:清朝官员愚蠢到对月食大惊小怪;但在下一次祈祷时他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太阳和月亮仍然听命于犹太耶稣会长约书亚而停滞不动吗?不会告诉同样的学生,那本记录了其真实情况的书,是一本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所口述的圣书吗?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心中怀有智识启蒙目的的人说,是不是还有比这更反科学的东西——用一个不太刺耳的名词可称之为“智识把戏”。传教士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只能证明其毒害的微妙和巨大。因此,我认为,无论新教传教士能够带入多少纯科学信息的东西,他们同时也带入了一个害虫,这个害虫最终必将葬送中国启蒙智识的全部希望。因为不正是为反对与之同样的智识把戏,欧洲所有伟大的人类精神的解放者已经战斗过和直到今天还在战斗吗?的确,对于任何一个完全了解欧洲这种为了智识启蒙而斗争历史的人来说,这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中人,却在中国这儿把自己装扮成为科学和智识启蒙事业的斗士,这看起来该是多么奇怪和荒唐可笑。因此,中国的传教事业非但不是真正的智识运动,任何不厌其烦地浏览过那些以传教名义出版的愚昧的东西,就很容易相信正是这些愚昧的东西,使得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智识上实在看不起外国人。而当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到这些愚昧的东西正被强加给中国人民:一方面伴随着传教士的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另一方面又经由某些外国政府炮舰的威胁时,他们便不得不憎恨外国人。这不是一般的憎恨,而是只有那些看到他们作为至高至圣的东西、那些属于民族国家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诸如他们的处世之道,他们的文化和文学的优雅都处在无法挽回的损伤和破坏的危险中时才能有的憎恨。这,让我在此指出,就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恶外国人的根源。


因此,我认为,如果就传教士传播福音这一合理合法的目的本身而言,鉴于人们仍可以抛开其纯粹的基督教外在形式而相信其精神,所以它对中国人来说还有某种好处,起码没什么害处。而他们以反科学的把戏来传播科学的这种伪装,肯定连这样一点好处也谈不上。如果我曾指出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已彻底失败,那么我必定认为,某些传教士最近关于科学和科学器械能够使中国强盛的叫嚷(无疑,它带有反对其祖国的终极目的)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欺骗,便是一种幻想。


.慈善工作


这,尽管肯定也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事,但必须承认,一个世俗的工作,本身必须以纯粹世俗利益的天平去衡量。如果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是、并且只是一个纯粹的慈善计划,那么我请求证明作为一种慈善,它值当它的花费。无疑,新教医院和天主教孤儿院对于单个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行善的手段,但是能够证明甚至于这种所行之善在数量上值当它所花费的钱吗?且不提其他项费用,仅就其本国政府为传教士在中国所提供的特别保护与补偿费用而言值吗?我认为所有这样被花费掉的钱,与其被用于期望传教机构去行善,还不如代之以纯粹的医生和护士去行同样的善更为值当(如果你们欧洲人愿意的话),后者的收益不知要大到多少倍,而且也更能胜任。如果人们还要认为基督教传教是为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行的慈善的话,那么让我再问,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工作,是否值当他们叫嚷每年都的的确确用在中国人民福利上的那样一笔庞大的钱款呢?在欧美人民为支持传教所捐助的数以百万元的费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于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又有多少被用于供养传教士及其家眷,用于他们修建漂亮的住房和疗养院,用于他们长篇的信笺和邮票的费用,用于支撑他们的讨论会和一时冲动的兴会呢?因此,我请问,这种被当作为纯粹的慈善计划的东西,难道不是每个在中国的公正无私的外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吗?在中国的整个传教事业,难道不只是一个为那些从欧美来的失业的专职人员提供福利的巨大的慈善计划吗?


对于这种慈善的问题,谁也不愿意如此来谈论,但我认为一旦发现真理就应该毫无保留。不仅如此,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的人们开口说点什么。这些本来受雇而来要带给这个国家和平与亲善的人们,此时却正对该国政府极尽侮辱和叫嚣报复之能事,而这个政府尽管焦头烂额、困难重重,仍然在忠实地设法保护他们;这些口口声声对这里的人民念着仁慈和慈爱的人们,如今却只是为了那些愚昧之举——甚至于在最近这些骚乱中,即使那些受难最深的合法起诉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证明这些举动并不比可以理解的无知更坏——便以炮弹和葡萄弹威胁他们。事实上,我请求那些心胸最为博大之人要说的是,当人们对上述这些人仅以真理相告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资格要求人们嘴上留情。


不过,我在这里对传教士们讲逆耳的老实话的目的,并非只是图自己一时快乐。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说明了他们传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败;我还证明了他们那所谓的传播科学和进行智识启蒙不是一种欺骗、便是一种幻想。进而,我还证明了那被认为是纯粹的慈善计划的整个在华传教事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为了那些失业的专职人员而设计的巨大慈善计划,像这样一种东西是不值当它的花费的,即便仅以供养他们的钱款而论,也不合算。我之所以要证明这些的目的,是要请求每一个明达智慧、公正无私的外国人说,如果他发现我所表明的(他可以加以补充和修改)确实可信,那么我请求他说说看,这种巨大而不值得的慈善计划还该不该让它继续为害——此时此刻,它所威胁到的比已经危害的要多得多——不仅威胁到四万万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威胁到欧美各国人民在中国巨大的商业、工业和其他利益,使之危若累卵、面临倾覆之险。因此我认为,不难说明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危害。


下面,我将证明,目前外国政府支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伤害。我之所以说它对中华民族是一种侮辱,是因为中国的高级官员,那些正雇佣着大批有技术有教养的外国专家的高级官员,当他们看到连他们所雇佣的这些人也不相信传教士的鬼话,而外国政府却偏要坚持将其作为宗教导师送到中国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时,他们所想到的必然是什么呢?我说它对中国人民是一种侮辱,还因为当外国领事调来炮舰为传教活动撑腰的时候,那些在他们的领事馆干活的中国苦力们却知道,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被那些层次较高的外国人当成道德教师。


然而,它还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侮辱,一种导致了中国人民起来反对在华传教的侮辱。我已经提到过,它对于欧美人民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花费、一笔经由他们的政府为传教士及其财产提供专门保障而不得不支付的浪费。此外,在所有这些骚乱中,外国公众只能听取传教士——有偏见的一方的一面之词,而人民的声音却听不到。现在,代表那些人民,我以为提出下列意见,每个正直无私的外国人都将认为是合理的。


一般人都承认,对于一切错误行为,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加以有效的控制,那就是法律和公众舆论。但中国这儿的传教士,那些允许带着一个comitatus(我称之为中国社会弃民)四处游荡的人,他们的眼中却没有法律,因为他们的领事远在天边,而中国人对之又没有裁判权。同时,他们也不害怕公众舆论,因为他们只同那些中国弃民,他们的皈依者们接触,很少有例外。因此,我以为在那些中国人甚至于目前的那些骚乱者受到谴责之前,应该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缺少我所谓一般人都必需的两种基本约束力的传教士们,是能够无恶不作的。他们出于对那些中国弃民、也就是他们的皈依者之自然的偏心,出于他们自己对于圣洁的高见,能够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蛮横、放肆、到处插手和施展小小的暴虐。如果有人怀疑就其主体而言,传教士们会做出这些事情来,那么请他去看一看并记下这些人不仅在有关中国人的问题上,而且在只与外国人有关的问题上,无论何时涉及传教士自身的事情与私利时,他们在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那共同的腔调和精神。因此,我说,在中国人受到外国公众舆论的道德谴责之前,请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些骚乱不是日积月累的侮辱和伤害所激起的愤慨的爆发。至于那些关于婴儿及其眼珠的传闻,其实不过是点燃这场随时可燃的烈焰的导火索罢了(见1879年爆发的福州乌石山教案)。


这,我以为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传教士存在于中国的真正强烈不满的原因。我称之为来自欧美的失业的专职人员这一阶层,他们可以带着中国的弃民、皈依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自行其是、无所约束,除了他们纯粹的圣职之外,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这样的事实让我在此强调指出,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它与我在本文第二节(“智识启蒙”部分)谈到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憎恨外国人的根源有所不同。这样,传教士就对中国人憎恨外人仅有的两个深层原因,都负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督教在华传教给中国带来的所有灾难,都可以从一个丑恶凶暴的事实中概而见之。这个事实就是我称之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团中之中国弃民叛乱”的太平天国暴动。正是这一暴乱,改变了我们曾经喜爱并自豪地称之为“花国”(Flowery Land)的本来面目,就像将一个如花似玉、面带微笑的少女变成一个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老妇人一样。


下面,我长话短说,简单地谈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对于外国的利益也是一种危害。在此,我只需请求所有明智的外国人想一想一个老资格的外国驻华领事曾对我说过的话:“对于中国人持久的伤害,最终也要伤害到外国人。”因此,如果我所做的关于传教士在中国不是行善、而实在是伤害中国人的说明有可信之处,那么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也就必然是对外国人的伤害了。我曾说过,传教士又实在对中国人憎恶外国人负有责任。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憎恨对于外国人不可能有什么好处。面对今日中国的这种危急状况,我坚持认为,此种憎恨,使外国人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和其他利益面临着大大受损的威胁。一切愚蠢和感情用事的憎恨当然应当制止,但那种归根结蒂是正义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弹和葡萄弹也摧毁不了它,那些试图如此行事的人将只能造成混乱和以伤害他们自己而告终。现在,传教士们正叫嚷要以炮舰镇压,并引导外国公众相信,那些请求外国人在这些教案中不要以炮舰相威胁的官员们不过纯粹是自私而已。但我想,那些了解人民脾气的人应当告诉外国公众,外国炮舰为传教事业所发出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中国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为止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传教士们已经大声在以“鸦片战争”相恐吓,但他们应称之为一场“传教战争”,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场战争,除非公正无私的外国人有足够的常识,有正气感,要阻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凭藉这种常识和正气感,我要说,为了中外人民的共同利益,请求外国政府着手解决中国的传教问题,即便不将其完全撤离,起码也应该对它作某些修改,这样一种时机是否还没有到来?对于此种传教计划,我已经证明,它不过是救济来自欧美失了业的专职人员的一种毫无价值的慈善计划罢了。


现在,我讲出了多年来反复沉思的话,这些话鉴于个人和其他更深的考虑,我一直犹豫未曾出口,不过现在都讲出来了。So hilf mir Gott:ich kann nicht anders.(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一个中国人


又及:以上所述,我把新教教会与天主教会的活动等量齐观,并为一谈。然而,如果不在此附上引自埃里松伯爵先生(le ComtedHérisson)所著《一位译员在中国的日记》一书中的这个“片断”,我将有失公正,也不便于人们了解真相的由来。这个狂热的爱国伯爵,我可以在此指出,他是那个统帅法军、与英国人一道进占北京的法国将军的译员和机要秘书。这位大伯爵说:


如果在此不提请人们注意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基督教传教士起了多么大的协助作用,那么我就缺乏正义感,也不符合实际。耶稣会士所呈献给将军的一切情报——以及说明情报的准确性的事件,


无论是关于我们将必须经过的那些省份的资源的情报,还是关于我们将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队人数的情况,都是通过耶稣会士获得的,而他们也得通过为他们效劳的中国人来得到这些情报。秘密报告不仅要求对人和事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要求提供报告者有真正的勇气,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国家,这些报告就会使他们受到中国人的可怕报复。耶稣会士在这个时期表现出了热烈的爱国主义和令人钦佩的忠诚。


现在,我请求每一个外国人说说看——无论他是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中国人民以他们所具有的力量,Ecrasez I'infâme(消灭邪恶者),猛烈地撞击怀有这样一种patriotisme ardent(爱国主义狂热)的人,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否有什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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