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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教、宗族看古代女权

来源:汗青网   作者:宋紫凤   浏览人数 :1569   发表时间: 2016-11-30

慈圣光献皇后曹氏(1016——1079年),宋仁宗赵祯的第二位皇后,其祖父为宋朝开国功臣,史称“宋朝良将第一”的曹彬。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被册为皇后,她“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英宗、神宗相继即位,她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她延续仁宗成法,“天下计不以一人出”;在熙宁变法中对苏轼、王安石等新旧党人皆有慈护,减轻了党争对朝政的冲击。元丰二年(1079年)病逝,年六十四岁,谥号“慈圣光献皇后”。

慈圣光献皇后曹氏(1016——1079年),宋仁宗赵祯的第二位皇后,其祖父为宋朝开国功臣,史称“宋朝良将第一”的曹彬。景元年(1034年)九月被册为皇后,她“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帛书”。英宗、神宗相继即位,她被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她延续仁宗成法,“天下计不以一人出”;在熙宁变法中对苏轼、王安石等新旧党人皆有慈护,减轻了党争对朝政的冲击。元丰二年(1079年)病逝,年六十四岁,谥号“慈圣光献皇后”。


有关古代女权问题,自民国始就是一个热议话题。尤为一些以反传统为先进的学者所批判,甚至著书论说古代女子之生活如何水深火热。而其所归咎者盖有两端,一为儒家礼教,一为宗族制度。


儒家学说建立于春秋时期,孔圣先师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奔走呼告,克已复礼。不过儒家中礼的部分被充分实践,主要是在宋朝。彼时,宋朝理学家们将礼教从一个趋于陵迟的状态重新强化,不仅使社会从五代以来的混乱状况重归正轨,且对后世产生深远之影响,而元明清世之礼教思想与有宋大儒一脉相承。所以,等到近现代的反传统思潮出现时,宋代理学就成了他们抨击儒家时的众矢之的。


然而须当注意的是,理学家们所强调的礼教,不唯针对女子,亦针对男子,教人各守其位,顺应天道地德。于女子而言,当应坤德,诸如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雅量容人等等,都是坤德之表现。并且,礼教所以给人以刻板之印象,其实很大程度是由于现代派观念流于败坏,所以反觉古人迂腐。


总之儒家礼教也好,或使礼教深入人心的宋代理学也好,并不似反传统的现代派思潮所抨击的,专为对女权之压迫等等。


再看宗族制度。中国人传统的家庭模式是同宗同族世代同居,家族越大越是兴旺,家族不睦才有分家之说。不过,在反传统学者的理论体系中,如果说礼教被视为精神束缚,而宗族则成为物质牢笼。


要检视这一观点,就需要从宗族制之形成说起。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人传统的家族宗族仍是兴于宋代,继之以元明清世。而宗族制所以会在宋代形成,亦与理学有关。理学家非是理论家,而是真正的实践家,他们所要实践的正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而“齐家”在理学家的实践中就成为与修身、治国一以贯之的重要环节。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为了实践这个“齐家”,宗族制度由是而生,所以宗族制之意义也必然重大,而宗族中女子之作用也自然不可小视。当一个个家庭以义庄、祠堂为中心,结成大的宗族,在他们的土地上,累世义居,几代不分家时,女子作为主内者,可谓举足轻重。她们拥有更高的权威,亦有更多之义务;她们肩承更大之担当,亦负有更多之责任。这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不能只见其一,不论其二,只论责任或义务,而无视女子在宗族中所受到尊崇与重视。


此外,道家思想讲究“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讲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讲的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古代女子的谦顺忍让,其实是一种德行与高仪,而非是现代人所以为的受压迫。并且这些智慧的信条,不唯适用女子,亦适用于男子,能做到者,实在是一种境界。


除了上述理论上的探讨,史料中亦有大量的记载,足以复原古代女子在家族中的地位。


仍以宗族制兴起的宋朝为例,诸如教育方面,欧阳修初习字,是以母为师,还留下了以荻画字的佳话。苏轼少年时,亦由其母教读《汉书》。周必大少年时,其母“躬督诵书,常至夜分……又教以属对赋诗”。以这些宋士大夫们日后的成就观之,他们得自于母亲的启蒙教育可谓功不可没。


又如,治家方面,常常是从严以治。譬如包拯去世后,其妻董氏便接过家长的角色“肃然若严”,处理亲戚关系亦如包拯“非义相干,一丝不与也”,空闲时“或阅佛书以适性理”。这其中全然没有一点今人所臆想的被压迫女子之形象,分明岿然长者。


此外,彼时女子亦不只限于主内,亦有助外之事迹。譬如梅尧臣接待士大夫处理公事时,其妻谢氏常在屏风后面旁听,退与梅尧臣商榷其人之贤不肖,其事之得与失,分析得很具条理。梅尧臣对外也称赞其妻,这说明当时士大夫对女子参与公事是持赞许之态度,没有人会认为这叫“牝鸡司晨”。


说到彼时女子地位之尊崇,朝堂之上屡有女主听政亦是一大明证。今人每以为女子地位之下降造端于宋世,事实上宋世却是历史上太后垂帘听政最多的时期。北宋有真宗刘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南宋有宁宗杨后、理宗谢后都曾垂帘听政。而这些女主临朝与通常我们所知道的汉代吕雉专权、唐代武氏称帝等情形非常不同,她们或应群臣之请,或受先帝之托,才从后宫走上政坛。并且,她们无一例外的不是出于一个辅佐幼主的忠心,拔乱反正,退小人,远外戚,为守祖宗基业,为保大宋江山,所以能流芳百世,名垂千古。


宋朝正如一个累世义居的大家族,宋朝女主正如一族之长,受举族之爱重。而这些女子们所以能有如此杰出的才情、德行、能力,又是得益于理学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发扬与实践。这才是女子地位与儒家礼教、与宗族制度之关系。


当然,不能否认,继宋至清的礼教愈至后来愈走入末流,必然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表现。但还是那句话,譬如人之有生老病死,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成住坏”的过程,而我们探讨任何一种现象,要看其在正常时期的状况。不能因人之将死而否定其生,不能因事之有废而否定其成。


对于儒家礼教与宗族制度,实在不是什么压迫女子的祸首。反之,如果一定要探讨所谓女权之类的问题,似乎再也没有哪个时代的女权状况,能比之今日礼教大坏宗族散尽的中国大陆更加大乱不治,与日俱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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