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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衣带诏确有其事

来源:汗青网   作者:马勇   浏览人数 :2418   发表时间: 2016-10-02

不论是研究康有为,还是研究1898年政治转折,康有为那份“衣带诏”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份文件的有与无、真与假,有多少真,有多少假。一百多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认同的,以为康有为所说“衣带诏”为事实;否定的,直接从康有为人格上进行论证。本文不想在众多猜测中再增加一个猜测,只是期望根据前贤及时贤提供的新旧史料,梳理出一个新线索,弄清“衣带诏”缘起及其演变。
 
“衣带诏”确有其事
 
“衣带诏”是康有为海外流亡政治生涯护身符,是康有为“保皇”救主的法理基础,没有了这个护身符,康有为在海外那些年可能真的不会有多少市场,有了这个护身符就不一样了,再加上梁启超等人不断在外面渲染“两宫对决”,这个“衣带诏”简直就是光绪帝的化身。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感到,南海康先生好像就是那个被囚禁在瀛台的小皇帝刻意安排逃亡的,好像就是要为未来的政治决斗积蓄力量的。
 
对于海内外“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清廷也曾作过大量的解释工作。对于康有为那些暗示与宣传,清廷也曾给予严厉驳斥,通过一切方式告诉世界,这些说法不足为凭,都是康有为造谣生事。清廷甚至不止一次发布上谕,揭露康有为“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阴谋,斥责康有为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罪魁祸首,是奸贼乱党。
 
然而,由于清廷毕竟在1898年秋天不经审判就将“戊戌六君子”处死,这在西方人和那些稍微具有现代政治信念的人看来,清廷在政治上毕竟失去了一个合法性筹码。所以清廷对康有为的指责,便很容易被化解。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理由很简单:清廷之所以让“不自由”的光绪爷这样说,更足以证明光绪爷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紫禁城中的那个老太太慈禧太后正在施展淫威,迫害着中国的政治希望光绪爷。
 
在专制体制下,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是把双刃剑,民众不知道宫廷内幕或许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因为多了一些思考,多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信息不对称必然让人们施展聪明才智竞相猜谜。在过去一百年,康有为等人毕竟因“六君子”性命而获得道义同情,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因1895年之后一系列重大事变,特别清亡而成为革命党、维新派攻击对象,百口莫辩,于是人们对于后来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那些御旨并不太信,对于康有为却爱屋及乌,给予道义上的同情,连带着也就相信了康有为的说法。
 
其实,康有为对宫中故事的解读是不对的,康有为并不知道宫中故事的真相,不知道皇太后和皇上的真实关系。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意见上的不一致,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瀛台泣血”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
 
不过,也必须承认,康有为手持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因为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并没有明确认定康有为说的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提示我们应该注意“衣带诏”的客观存在。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这个“衣带诏”究竟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光绪帝和朝廷也弄不清楚了。这也是“衣带诏”百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说不清楚“衣带诏”究竟是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的,康有为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别人指责康有为招摇撞骗伪造“衣带诏”的时候,他很坦然,因为他确实没有伪造“衣带诏”,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只是碍于现实政治复杂性,康有为没有办法说出“衣带诏”来历。或者他也真的不知道“衣带诏”的来历和背景。他能说清的只有一点,他没有伪造这份文件。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资料远远多过康有为那些当事人,我们逐渐有条件依据新旧史料重新排比事件始末,弄清“衣带诏”缘起及其演变轨迹。
 
康有为理解错了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不过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只是杨锐在1898年秋天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这个密诏的真相也就很长时间不清楚了。
 
好在杨锐在被捕之前并没有把这份密诏偷偷毁掉,他这份文件谨慎地交给家人好好保存,叮嘱家人适当时候将这份文件交给朝廷。
 
光绪帝为什么要给杨锐这份密诏,当时和后来很多人并不清楚。如果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和当年反朝廷小报登载的笔记小说去观察清宫内幕,慈禧皇太后与光绪帝如果真的像这些笔记小说所描绘的那样不共戴天誓不两立,那么杨锐的这个故事很难解读,康有为“衣带诏”的真相也很难弄清。
 
其实,细绎文献,平心静气揣摩当事人处境,或许能够理出一个更合乎情理的线索。
 
根据新旧线索,光绪帝在1898年主导的政治变革虽说引起了官场震荡,但这些震动毕竟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政治变革深入,光绪帝越来越认同各方面建议,有意为政治变革创设一个新咨询、顾问或议论的机构。9月13日一大早,光绪帝接见来自湖广总督张之洞身边的高参钱恂,明白表示准备在内廷设立一个专门谈论政治变革的议政局,名字或许可以叫做懋勤殿,还可以再做斟酌。这个新机构的功能,按照皇上的说法,是准备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若干人共议制度,统筹全局,将一切应举应革之事全盘筹定,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光绪帝的决定是郑重其事的,他在同一天还专门嘱咐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让他为新的议政机构的设置进行论证,并且从《历朝圣训》雍正、乾隆和嘉庆三朝中找点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皇上在作这些交代时,好像还无意中透露他将前往颐和园看望皇太后,顺便就这个事情交往看法。
 
皇上的随意引起了谭嗣同的深思,谭嗣同知道创设新的议政机构已经争论多时,各方面的意见很难平衡,皇上现在下决心固然是件好事,有助于变革。只是皇上说他将携带历朝经验和依据去颐和园面见皇太后讨论此事,这是否意味着皇上就像许多人所传的那样,并没有权力,只是一个傀儡,政治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是因为权力还在皇太后的手里。
 
谭嗣同原本并不相信这些传言、谣言或无根之谈的。作为天子近臣,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在过去很长时间,不论康有为等人如何鼓吹两宫冲突,谭嗣同从来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现在不同了。皇上为了设置一个新机构要如此煞费苦心,要寻找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这不就意味着康有为等人的传说是真的吗,皇上难道并不像过去所认识的那样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皇上或许真的是傀儡站在前台,大清国的真正掌权人还是在颐和园的慈禧皇太后,“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
 
梁启超是谭嗣同绝对信任的好朋友,谭嗣同的这种不祥感觉很快传递给了梁启超。梁启超从谭嗣同这里知道了皇上的计划,知道皇上将很快落实设置新的政治机构的想法,并很快这个发现转告了康有为。
 
康有为很早就认为清宫内部存在着两大派系,而且自以为是地以帝党干将自居。他没有对谭嗣同的悲伤与失落感到不快,反而由谭嗣同代拟御旨、查找理论的或历史的依据感到亢奋。皇上既然准备到颐和园与皇太后讨论设置懋勤殿的事情,那么就意味着皇上已经下定决心,准备摊牌,准备与皇太后公开决裂,至少是准备与皇太后重新分配权力。
 
基于这样的假设与猜想,康有为当天以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于内廷开设懋勤殿,由皇上亲选天下通才十多人以为顾问。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不动声色地推荐了黄遵宪、梁启超二人。
 
康有为是一个很善于张扬、很善于鼓吹的人,他在获悉这些消息后没有一刻闲着,由于他的宣传和鼓吹,京城官场许多人很快知道皇上已经下定决心设置一个新的政治机构了,知道皇上很快将去颐和园,知道皇上的御旨都已经准备好。于是,也就知道了两宫可能真的有冲突有矛盾,否则皇上何必如此小心如此谨慎呢?
 
原本因裁撤冗署、冗员而闹得不可开交的京城官场更加恐慌,谣言四起,传说纷纭,谁也不知道真相,但又好像谁都在宫里有线人。凡此,都无形增加了后来政治变动的机会。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后仍不放心,他于是日(9月13日)午后,面有喜色的找到王照与徐致靖,将他获知的消息大体转告,信誓旦旦声称谭嗣同已请光绪帝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根据这个名单立即起草奏折给予推荐。
 
王照表示他正与徐致靖商量起草另一份重要奏折,现在无法分身写推荐奏折。康有为闻言并不死心,他对两位说,皇上那边已经说定,现在让两位起草这份奏折,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走一下程序。皇上今天就想看到这份奏折,你们那份奏折不妨推迟一天,无关紧要。不得已,王照、徐致靖只好放下手头事情,分别缮写两份推荐奏折。王照参照康有为的名单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而徐致靖则参照康有为提供的名单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当天晚上,这两份奏折通过机要渠道分别送给了清廷。
 
王照、徐致靖这两份推荐奏折虽然呈递上去了,但由此却暴露了康有为设置懋勤殿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心。这样明目张胆要求别人保荐自己,即便过程如何保密,也不免引起各方面猜疑。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在当时写的一封家书中忧心忡忡,对康有为这些做法相当反感不以为然,以为康有为等人开懋勤殿的建议并非出于大局出于公心,而是私心作祟。如此私心如此猖狂,只能引起反改革者的反弹及反感,于大局极为不利。
 
母子言辞冲突
 
康有为总是自以为聪明,总是用想象代替事实,也总是期待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所以他在1898年政治变革之初,就将全副精力用在推动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创建上。其实,康有为的心迹不仅被清廷大佬看得一清二楚,由于他的急功近利,由于他的过度热情,清廷内部一些政治大佬反而更多地从恶意去解读康有为的意思。这些政治大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无论如何不会让康有为的计划得逞。用恭亲王的话说,康有为叠床架屋式的创设什么新机构,不过就是要“废我军机,谋我大清”。
 
恭亲王虽然不在了,但恭亲王的教诲和叮嘱不论在慈禧皇太后、光绪帝那里,还是在满洲贵族层,其实都历历在目,不会轻易忘却。所以康有为因谭嗣同传递的一个小小细节而亢奋而活动,实在是缺少城府,缺少经验,是政治上的幼稚病。
 
事实上,光绪帝第二天(9月14日)确实按照计划前往颐和园了,确实也带着谭嗣同为他准备的那些文件,还有康有为让王照、徐致靖等人连夜起草呈递的奏折,只是,皇上并没有将这些文件面呈皇太后,而是很随意地交给军机处登记。很显然,皇上并没有准备着与皇太后讨论什么机构设置问题,他到颐和园来,好像就是履行孝子的责任,来看望一下“亲爸爸”,陪皇太后吃吃饭、看看戏,随意聊聊天下大事、各自见闻。
 
综合各方面记载,9月14日这一天,光绪帝按计划在宫中召见了严复。严复是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也是政治变革之后地方上根据朝廷指示推荐上来的人才。之后,皇上按照计划前往颐和园,至乐寿堂向皇太后问安。皇上在这一天并没有任何反常,一切按照计划。
 
然而,这一天对于皇太后来说可能很不一样。几天前,皇上因一件小事下令将礼部堂官六大臣集体免职下岗。皇太后并不是对皇上的决断处置有什么意见,而是六大臣中的礼部尚书怀塔布与皇太后有着另外一层亲戚关系。
 
怀塔布夫妇通过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不停顿地向皇太后哭诉,并不经意地离间两宫关系,暗示皇上之所以对大臣们如此决绝如此狠心,主要是因为“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他们不是检讨皇上将他们开缺罢官的真实原因,反而用受迫害的思路“求老佛爷作主”。
 
据说,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也可能因为政治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皇太后面前肆意诋毁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
 
怀塔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1896年调任礼部尚书,也算是清廷比较老资格的满族政治家。1898年政治改革开始后,怀塔布对一些改革怀有不同看法,这一点在正常情形下原本不算问题,只是决策过程中的讨论。然而当时的政治改革确实过于猛烈,各种反改革的力量就将怀塔布视为领袖和中心,光绪帝下决心免去怀塔布的礼部尚书,当然存在着杀鸡给猴看的意思。
 
9月4日,光绪帝借礼部主管无故扣压王照上书为由,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被革职后的怀塔布并没有心服,第二天就赶赴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可以说是当时满洲贵族掌门人荣禄哭诉,希望荣禄能够利用自己与皇太后特殊关系予以关照。怀塔布的妻子也与慈禧太后有着比较密切关系,于是当怀塔布被革职后,他们求助于荣禄与皇太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光绪帝小题大做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并由此而提升年轻汉人四军机章京,这确乎应了中国古人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训诫。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将这些原本并非真心或坚定反对改革的政客一律推到了对立面,而年轻汉人政治新锐的提升也势必在满洲贵族中引起激烈震荡。怀塔布的太太在皇太后面前哭诉,就比较注意满汉冲突的细节,她不断向皇太后陈说的,不外乎政治改革如果这样走下去,弄不好就是“尽除满人”。
 
我们知道,恭亲王奕去世后,皇太后之所以很快同意光绪帝政治革新计划,除拯救大清王朝考量外,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也即满洲贵族利益。皇太后的改革底线在开始曾三番五次向皇上交代过,皇上也就此向皇太后明确表过态。他们共同墨守的游戏规则就是在不危害满洲贵族利益前提下实现富国强兵计划,重建大清王朝辉煌。因此新政开始,慈禧皇太后照样在颐和园颐养天年,似乎并不愿意为国事继续劳神。然而当光绪帝大刀阔斧进行人事变动尤其是急不可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皇太后或许日趋感到这不仅侵害了她的威严,而且势必有害于满洲贵族乃至整个大清王朝的利益。所以当怀塔布等那些失意满洲贵族不断向她哭诉时,皇太后便自然感到局势似乎真的越来越失控,皇帝主导的政治改革可能确实像这些人所描述那样,是受了那些年轻汉人的蛊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9月14日这一天对光绪帝来说或许和往常一样平常,但皇太后却期待着年轻皇帝按照计划如期到来,她似乎有许多话要向皇儿交代与告诫。
 
9月14日前半段,光绪帝一如既往处理公事。我们从他那天上午与严复的对谈中丝毫感觉不到清廷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他既然要求严复将他几个月前发表的《拟上皇帝万言书》缮写一份呈上御览,也微叹“中国就是守旧的人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此时依然想着怎样继续推动艰难的变法,怎样改变中国人的守旧观念,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变故。
 
处理完公事后,光绪帝前往颐和园拜见皇太后。一般性寒暄后,似乎应该是皇太后先向光绪帝谈到礼部六堂官尤其是怀塔布革职所产生的后果,尽管皇太后也承认怀塔布之类的满洲贵族政客确为“老谬昏庸之大臣”,但出于政治层面考量,她似乎也有意劝告光绪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更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皇太后的担心是,如果一味在人事布局上进行变动,那么极有可能因此而失去人心,特别是失去满洲贵族的信任。果如此,满洲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对现有的皇权中心继续支持。
 
对于皇太后的指责与劝戒,光绪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有些解释与辩白。他的这些解释与辩白不仅不能说服皇太后,反而惹恼了皇太后,由此反过来又使皇太后验证了怀塔布等人那些挑拨离间的言辞,于是皇太后在谈话结束时毫不客气地批评皇儿:“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密诏诞生记
 
皇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光绪帝的哭诉与辩解自有道理,但在皇太后看来无疑有点不听话,心中懊恼可想而知。皇上循例礼节性陪同皇太后在乐寿堂吃完晚饭后,二人不欢而散。光绪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皇太后提及在内廷开懋勤殿的事情,极其郁闷返回寓所玉澜堂。
 
皇太后和皇上9月14日晚间言语冲突仅仅在政策层面,不会因此影响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皇上虽然当面对皇太后有所辩解甚至有顶撞,但事实上他回到寓所就有所反省。光绪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他虽然对皇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皇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大清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有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皇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他曾设想请满洲贵族中最有权势与威望的重臣出面协调,向皇太后解释他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推动新政的苦衷。可惜的是,满洲贵族中最具权势与威望的恭亲王奕已经去世,而庆亲王奕劻已与皇太后疏远,端王载漪兄弟及各王公大臣对于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们到皇太后面前进行解释只能是越描越黑。
 
至上的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中他只好求助于颇通世故人情的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希望杨锐能为他出个主意。不料却因此引发后来一系列大变故。主意未成,却把自己给绕了进去。
 
光绪帝之所以看重杨锐,主要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四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而且具有张之洞的背景,是张之洞重要亲信之一。而张之洞又是清廷政治格局中慈禧皇太后最为信赖和最为倚重的汉人重臣。所以,当光绪帝考虑寻找满洲贵族重臣出面协调与皇太后关系而无法实现时,他想到找杨锐谈谈,这其中未尝不具有请求张之洞出面协调的深层意义。
 
杨锐与皇帝见面的细节已经不可能复原了,时间应该在两宫言语冲突当晚或第二天。当皇帝将自己的心情和期待描述出来,请求杨锐出主意想办法,不料却遭到杨锐断然拒绝。杨锐的理由正大光明:“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
 
持重的杨锐当然知道大清王朝历来规矩,他不愿因此而介入最高统治层内部纠纷,他觉得凭借皇帝自己的努力,按照大清王朝成例,由大臣们尤其是满洲贵族内部协调,应该不难化解两宫心结。
 
杨锐的拒绝主要应该是基于对清廷旧有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的纠纷,特别是汉大臣更无权干预皇族内部事务。这是体制使然。或许为了克服杨锐这一恐惧心理,光绪帝特别向杨锐下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时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这应该是光绪帝9月15日向杨锐颁发密诏的背景与真实原因,否则他们既然当面谈过,何须密诏?
 
光绪帝的这份密诏在当时并不为几个人所知道,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林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当时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所以在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转述这份密诏文字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康有为等人有意窜改,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只是听到过杨锐的转述而已。这份密诏只是留给杨锐或杨家的一个凭据,但这份密诏内容在政治逆转后通过不同渠道进行转述与解读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理解方面的误差,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发展,其实如果仔细研读密诏原文,事情并不那么复杂。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輩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从这份密诏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一、光绪帝与皇太后9月14日言语冲突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其实质只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大臣在皇太后面前哭诉引发的,皇太后从来愿意做好人,总来愿意以慈善面貌示人,所以她容不得皇亲国戚在她面前哭诉,因此她善意提醒皇上今后处理人事问题应该更谨慎更小心,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
 
二、在提拔汉人政治新锐方面,皇太后建议皇帝要谨慎,要防止那些政治小人或政治野心家乘此机会步入政治高层,以免贻祸将来。
 
三、对于一、二两点,皇上曾与皇太后进行沟通,但皇太后以为这是政策底线,不容讨论,而光绪帝却觉得如果不能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未来的改革便很难进行。他目前的苦闷,也即需要杨锐等人所思考的问题是,怎样既能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又不至因此有违皇太后的意思。
 
由此可见,9月14日皇太后和皇上的言辞冲突可能因为后来的政治发展而被无限扩大,其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
 
明发谕旨
 
杨锐似乎没有意识到9月14日帝后冲突有多么严重,更没有预见到这份密诏会在后来政治发展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所以,当他与皇上当面检讨政治改革得失时,似乎觉得皇太后的某些指责有道理,也同样以为皇上过于听信康有为等一派的馊主意,采取了一系列不应该实行的过激措施,诸如罢黜守旧大臣、提升政治新锐等,这样的事情在杨锐看来都属于过激措施,均非当务之急。基于这样的判断,杨锐在皇上发布密诏后,也只好应皇上要求提了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皇上确实应该利用此次政治改革重建皇权中心权威,重建政治秩序。建议清廷正儿八经举行一次授权仪式,由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皇上。相应的,皇上应该确认皇太后在王朝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最终否决权。皇太后的意见就是最后意见,皇上不要在这些问题上固执己见,要充分理解皇太后的好意和用心。
 
第二,鉴于政治改革开始后秩序失范,杨锐建议皇上不要急躁,应该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国内外的舆论虽然一致称赞,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第三,杨锐认为王朝政治的本质就是人事,但是人事变动最为敏感,他建议皇上在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不要在人事问题上大动干戈,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引起不必要纠纷与反弹。
 
杨锐坦诚以对,如果皇上能从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皇上的困惑必将迎刃而解,与皇太后的关系一定不会成为问题,满洲贵族也不会对改革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
 
至于先前政治变革中的一系列失误,或者被皇太后谈话中认为是失误的问题,杨锐以为这都是因为偏听偏信康有为等人激进主义误导的后果,因此,杨锐在这次面谈或书面建议中,郑重建议皇上一定要与康有为等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一个人而贻误一个王朝。杨锐的这个建议简洁明快,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过于激进的政治主张在1898年政治变革中确实发挥过重大影响,根据后来的研究,康有为在那很短的时间里,用自己的上书特权,又使用别人的名义,确实为朝廷出了很多主意。这些主意仅就道理而言当然并无大错,许多问题也确实击中了王朝政治的要害。问题在于,政治毕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康有为只顾着出风头,只顾着政治改革,几乎根本不愿考虑反对者的意见,于是将北京的官场搅得不得安宁,康有为已经成了“麻烦制造者”。朝野内外反对康有为的势力正在集结。如果皇上此时继续倾向于康有为,势必会因一人而丧失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在当时成为北京官场的秘密,只是没有人愿意直白告诉光绪帝而已。
 
在光绪帝的概念中,康有为只是一个具有新思想新主张的读书人而已,让康有为享有建言特权,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善良的光绪帝根本不知道康有为的活动能力,不知道朝野上下已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对康有为的学说、做派、人品很不以为然甚至很反感。现在一经杨锐坦诚点破,皇上固然有所尴尬有点震惊,但也毕竟由此猛醒由此觉悟。在与杨锐谈话或收到杨锐书面建议后,皇上依然驻跸颐和园,相信他应该就此理解与皇太后有所交流,他们应该谈及一些政治话题,甚至完全有可能谈及很具体的人事调整,比如怎样安置、处置康有为这样的人。
 
皇太后其实很早就知道康有为有问题,因为那些对政治变革不满的大臣在她面前哭诉,从来不敢直白指责皇上,不敢公开挑拨两宫关系。但是他们说说康有为的坏话并没有障碍,何况康有为并不是什么“南海康圣人”。根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提示,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传闻都表明皇太后确认康有为“毒化”了皇上,挑拨了皇上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紊乱朝政,诽君谤上”。由此,皇太后建议皇上对康有为采取措施,应该在情理之中。
 
杨锐的谋划与皇太后的建议不谋而合。这使光绪帝很容易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进行。只是,皇上此时还有一个顾虑,尽管大家都说康有为不好,但毕竟还没有抓到康有为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康有为是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功之士,他虽然有一些活动引起大家反感,但毕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说他是坏人,没有办法将康有为抓起来。为了面子,也为了不动声色平息因康有为而引起的高层疑虑和不安,光绪帝于9月17日明发御旨,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应该说,这份明发御旨已经给康有为留下足够面子,可惜的是这份御旨在不同解读者那里却引起了不同回应。
 
康有为在多年之后回忆此事,依然以为皇上的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他的理由是,皇上明降御旨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于御旨中刻意强调“逗留促行”一事,更是违反常例的非常之举。按照康有为的理解,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何况康某人不过是不值得称说的微官,到上海办报更是一桩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何值得劳驾皇上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反而给予奖赏呢?又,皇上确实召见过我一次,朝廷有记录,无烦皇上自明,皇上在此处郑重声明只召见一次,这种反常举动难道不值得深思?
 
康有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这一不同寻常重要决策的内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的态度,知道皇上与皇太后的对谈,知道皇上他的迁就与爱护,他的偏见依然会让他无法正视这一违反常例的“明降谕旨”,不能作出正确判断,更不要说顺手牵羊顺势而为前往上海了。相反,康有为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还是不愿就此离开北京。
 
第三份是口谕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面见皇上提出的建议,或在当天书面建议中表达的看法。在杨锐的政治感觉中,他比较认同张之洞稳健的改革方案。在张之洞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等人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于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不以为然,以为过分。杨锐也曾通过不同方式向高层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对于两宫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两宫说到底是母子之间家务事,作为臣子应该为皇权中心服务,为皇上办事,但鉴于大清国的特殊性,皇太后也理应获得应有尊重。臣子无论如何应该设法消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假如真的存在误会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蓄意挑拨两宫关系,更不能利用两宫矛盾,假如真有什么矛盾的话。
 
稳健的杨锐原来并没有准备就这些事务发言,现在皇上既然问到了,自己既然说了,那么就应该按照说的这样做。大约就在当天(9月15日)下班以后,杨锐来到同僚林旭的寓所,将皇上的意见向林旭作了一个简单通报。
 
林旭与杨锐都是此次刚刚提拔起来的四小军机,家住绳匠胡同。林旭自幼聪明过人,是四军机章京中年龄最小的。但是林旭对康有为莫名崇拜,言听计从,康有为的许多主张,据说都是通过林旭影响了皇帝,因为小军机就是天子近臣,几乎每天见面。
 
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影响了林旭,林旭又用这些东西影响了皇上,所以杨锐在得到皇上的决定后,从公从私都应该主动与林旭好好谈谈。杨锐在谈话过程中为了说服林旭,应该将皇上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足够重视。杨锐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林旭与康有为等人拉开距离,方便时劝劝康有为早点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不要在留在这儿惹是生非。
 
杨锐的批评与指责抓住了要害,尤其是皇上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林旭也就没有什么可说可辨的了。林旭默然无声接受了杨锐的意见,同意最大限度协助杨锐协助朝廷做好这些事,早点劝走康有为,让北京官场的动荡早日结束。
 
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谒见皇上。杨锐找林旭谈话,一方面劝告林旭不要再为皇上出那些激进主意的意思,另一方面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一定距离。这可能也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之一。
 
林旭确实是康有为的铁杆,当他听了杨锐介绍的这些情形后也应该很震惊,他在当天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和时间去与康有为沟通。杨锐与林旭达成的共识应该是,尽管北京的政治局势相当危险,官场的动荡相当严重,但毕竟不会失控,时局正在转危为安。只要康有为接受皇上的命令离开北京,脱离政治漩涡,所有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或许是杨锐找林旭的另外一个目的,即希望林旭在与皇上交流时,务必坚定皇上让康有为离开的信心。
 
9月17日上午,光绪帝按计划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这次召见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由林旭传出的光绪帝第二份密诏,此即康有为后来所说的所谓“衣带诏”。
 
真实情况可能是,由于杨锐已将相关情况向林旭作了通报,也由于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曾提及请杨锐与林旭等四位新任军机章京协商怎样既能有效推动新政改革,而又不拂慈禧皇太后圣意。而且还因为杨锐已劝说光绪帝下令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而光绪帝可能还就此与慈禧皇太后有过一定程度沟通,达成了某些共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帝召见林旭时,两人直面主题,很快就杨锐已有建议达成共识,那就是为了克服已经出现的政治危机,必须尽快摆脱康有为。于是在召见之后由光绪帝极端反常“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一种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似乎都意识到仅仅凭借这份官样文章,可能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于7月26日就已经下达,可是固执的康有为却找到种种并不是理由的理由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介入新政。为了促使康有为这次必须尽快出京,他们自然想到由林旭在退朝后火速面见康有为,甚至设想不惜以夸大危机的冒险办法促使康有为必须如此。由此情理推断,光绪帝在召见林旭时,可能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从保护林旭的角度也不再需要如颁给杨锐那样的密诏了。否则真有这份密诏,那么经过百年沉淀,这份密诏也应该如光绪帝颁给杨锐的那份密诏一样由林旭家人或朋友传布出来。
 
关于光绪帝给林旭密诏的真伪与有无,学术界几十年来争论不已。即便承认有此密诏者,也以为必经过康有为改窜,以为康有为在道德上不诚实。其实,平心静气考虑康有为的心情与处境,他没有必要冒如此大的道德风险去伪造或改窜这么一份重要文件。更何况经历此事过程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杀。所以,不必先以道德偏见遮蔽我们的眼睛,我们相信这些当事人所言都是事实,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视野局限,只看待了局部,而无法重建历史的全部真相而已。
 
林旭当天退朝后曾去找过康有为,但由于康有为没有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继续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嘱康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光绪帝成文谕旨,否则他应该于当天无论如何也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而且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当天执行的程度。
 
因懋勤殿、裁撤衙门等事情连续发生,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已预感到局势正在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颁给杨锐密诏以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也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外出不归,而是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自定年谱,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同道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具体事情,他们也只能在寻欢作乐之余发发感慨而已,并没有什么具体决策与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一是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降谕旨,他对此似乎久有心理准备,故而也没有太在意;二是看到林旭留下的字条,由于字条也没有说什么具体事情,他似乎也没有怎样介意,遂于醉醺醺中安然入睡。
 
第二天(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康有为,他先是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9月15日给杨锐密诏的大致内容,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对于林旭的劝说以及林旭转述的密诏内容,康有为或许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或许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概括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这份上谕用词与语气看,正如许多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样,不像是成文朱谕,更像口谕,所以这段文字不仅在后来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文字差异,即便是当事人康有为本人在后来历次引用中,也有文字方面的不同。凡此,不能说都是康有为有意伪造。如果真的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误判及“恭录”
 
林旭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高度关切,因为林旭毕竟昨天刚与皇上见过面,且为天子近臣。由此,康有为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皇上既然明降谕旨,又何必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
 
基于这些想象,康有为不敢继续猜下去。他一面挥笔草拟一份谢恩折交给林旭带回复命,表示自己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可能就是明天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请皇上放心。另一方面,康有为用心默诵林旭转达的圣谕,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生命也要营救皇上。
 
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等人。康有为向他们介绍了林旭此行的大致情况,也说了自己的判断。根据康有为的判断,清宫已经发生了一场政变,皇上可能已经不自由。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不知何故亦于此时来到康有为寓所,并参与了这些讨论。
 
康有为在向这些弟子门徒介绍情况时,当然要凭借记忆转述皇上的口谕,甚至还有林旭转述的皇上颁布给杨锐的那道密诏。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廷高层内部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转述与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程度,以为由他鼓吹、由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近乎失败,原因就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抓住机会进行了反攻。
 
在康有为鼓吹、煽惑下,包括徐世昌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抱头痛哭。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皇太后由先前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军队武力解决问题。
 
随后,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9月18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袁世凯,希望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凯出于道义捕杀荣禄,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为了用有力证据说服袁世凯,康有为他们很自然地想到林旭转达的那个口谕,还有皇上颁给杨锐的那个密诏。康有为根据默诵将这个文件写了出来,但无论康有为的记忆力怎样惊人,他都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
 
谭嗣同携带康有为“恭录”的这份圣谕在夜色遮掩下前往袁世凯寓所,然而袁世凯很快就识破这个故事的破绽。袁世凯认为这个圣谕既非皇上亲笔,也不是朱笔,很难证明事情的真实性,因而他不愿这个时候与康有为站在一起。
 
夜访袁世凯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性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所详谈时,康有为已做好了最坏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自己的行装及书籍文稿,一旦不好消息被证实,他就按照光绪帝谕旨所指示的那样离京出走。
 
然而当谭嗣同将袁世凯不答应的消息转述完,康有为又有了新的判断。他认为袁世凯属于体制内的高干,是正儿八经的兵部副部长。现在袁世凯知道他们几个人要动用武力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谁能保证袁世凯不告密不泄密?
 
康有为的恐惧吓住了自己,在这种想象中,康有为迅即改变已有计划。19日,他在京城行色匆匆拜会了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然后就与那些门徒子弟告别,携带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离京出走,丝毫没有奉谕旨赴上海督办官报的“钦差大臣”感觉。
 
有惊无险。康有为还是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冲过了天津。9月24日凌晨抵达上海。还未登岸,就有英国人濮兰德登船迎接。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这些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着也就说出了这份密诏,或称“衣带诏”。
 
按照康有为的理解,林旭向其传达的就是皇上专门给他的圣谕。这在别人看来,无疑属于康有为捏造,因为康有为毕竟没有皇上的手谕,没有皇上的真迹。但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御旨享有同样价值。实事求是地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并没有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的那样理解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在上海,还有稍后在香港在日本继续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清廷正面反对或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衣带诏”的存在。
 
口谕是不成文的,康有为在此时或稍后过录中,就难免有文字上的差异。1898年9月27日出版的《字林西报》发布应该是第一次公开提及这份文件,“闻本月初二日,皇上曾有密谕康有为作速出都,此间冤家太多,不宜久处。”接着,香港出版的《孖刺报》(即《中国邮报》China Mail)发表该刊记者10月6日在香港与康有为的谈话。10月17日的《字林西报》在简述这些谈话内容后,录有“密诏”的英译。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的《国事续闻》二十六刊载康有为的一封公开信,附有“密诏”,并于10月24日出版的《字林西报》译出。这份密诏的译文是: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10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有《清帝密谕》,声称“从友人处抄得康主事所奉密诏两道,乃洞明是事之源委,爰急刊布以告天下”。这个版本与《字林西报》的差别只是将“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改为“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12月21日,日本外务省收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抄送的《康有为事实》和康有为《奉诏求救文》,录有两道密诏。根据外务省档案,这份密诏与《字林西报》刊登的文字大同小异,在“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后增加“而用通达英勇之士”;将“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改写为“汝可与杨锐、刘光第及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
 
此后,这份密诏还在《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9日刊出,题为《奉诏求救文》。5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戊戌废立详记》一章将这道上谕重新发表。这些版本在文字上都有细微差别,但故事已趋于定型。
 
过往研究者往往从这些文字差别看到了康有为在道德上的不诚实,以为这个所谓“衣带诏”,所谓“密诏”,从根本上就是康有为的伪造,伪造的源头就是光绪帝赐给杨锐的那份密诏,也就是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在1908年提交给清廷的那份文件。
 
这些猜测都是对的。只是过往研究对康有为道义上的非难有点过。康有为肯定没有看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他所凭借的就是林旭“口传圣谕”。而林旭或许从杨锐那儿看到过原件,或许也没有看见,但他确实从杨锐那里知道有这份文件,或许也从光绪帝那儿知道这回事。他为了履行光绪帝的嘱托,为了应对杨锐的批评,总之,为了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实现杨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的计划,林旭肯定在康有为面前稍有夸张,其口传圣谕虽说有根据,但在文字上却被极端简略,只剩下让康有为离开北京这一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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