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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见过光绪帝吗

来源:汗青网   作者:周英杰   浏览人数 :18209   发表时间: 2016-12-26

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中,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一直被不加辨识地广泛采信。但事实并非如此。康有为毕生只见过一次光绪,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当日并没有安排拍照,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是一个六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至于梁启超,则终生未曾被光绪召见过。“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的原始出处,除了当事人梁启超在给朋友夏曾佑的一封私人书柬中简短提到过之外,戊戌年间和康有为一样因为给皇帝上条陈而名动一时的维新党人王照,在晚年的一次回忆也曾经提及:“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不快而罢。”王照虽然是整个戊戌维新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但他的这段记述却仍然值得怀疑。这其中的硬伤在于:即使按照王照所言,光绪皇帝真的召见过梁启超,那么,一个堂堂的大国之君会因为梁启超说广东方言而改变“重用”此人的初衷吗?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梁启超自己撰写的那本著名的《戊戌政变记》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这一天竟然只字未提“召见”事,只是说光绪帝“赏给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事实上,所谓“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当年仅仅只是奕劻等几个军机大臣的一个动议而已,最后并未像光绪帝召见其师康有为一样落实成真。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只言片语中看出些门道来。譬如,梁启超在书中议论说:“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请注意,这段话绝非是梁启超在皇帝召见之后的感言,而完全是在“风闻”将有召见之事时所发的议论。梁启超未能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这一天见到光绪帝,最权威的史料依据应是《光绪朝东华录》。查阅这一天《东华录》的记载,仅记有“丁卯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一节,并未语及召见事。这一点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当日的记载完全吻合。所谓的“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一事,只是“大臣建议召见”或者“皇帝拟召见”而已。其实,在整个戊戌变法运动过程中,光绪皇帝只召见过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而且仅仅只是见了一次而已。即使是这样一次短暂的召见,也是光绪皇帝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做出的非常举动。这是由于康有为虽然是进士身份,但官位只是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按照清朝的祖制,是没资格蒙皇帝召见的。光绪皇帝早就想召见康有为,但正因为这一“祖制”而被延宕许久,一直等到主要的反对召见者恭亲王奕訢去世,才得以落实。康有为作为堂堂一介政府官员,且是进士身份,见皇帝一面都如此之难,遑论只是一个举人身份的梁启超了。图为康党伪造的一张光绪同康梁师徒的合照。

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中,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一直被不加辨识地广泛采信。但事实并非如此。康有为毕生只见过一次光绪,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当日并没有安排拍照,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是一个六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至于梁启超,则终生未曾被光绪召见过。“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的原始出处,除了当事人梁启超在给朋友夏曾佑的一封私人书柬中简短提到过之外,戊戌年间和康有为一样因为给皇帝上条陈而名动一时的维新党人王照,在晚年的一次回忆也曾经提及:“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光绪)不快而罢。”王照虽然是整个戊戌维新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但他的这段记述却仍然值得怀疑。这其中的硬伤在于:即使按照王照所言,光绪皇帝真的召见过梁启超,那么,一个堂堂的大国之君会因为梁启超说广东方言而改变“重用”此人的初衷吗?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梁启超自己撰写的那本著名的《戊戌政变记》里,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这一天竟然只字未提“召见”事,只是说光绪帝“赏给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事实上,所谓“光绪帝召见梁启超”一事,当年仅仅只是奕劻等几个军机大臣的一个动议而已,最后并未像光绪帝召见其师康有为一样落实成真。这一点完全可以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只言片语中看出些门道来。譬如,梁启超在书中议论说:“谨案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请注意,这段话绝非是梁启超在皇帝召见之后的感言,而完全是在“风闻”将有召见之事时所发的议论。梁启超未能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这一天见到光绪帝,最权威的史料依据应是《光绪朝东华录》查阅这一天《东华录》的记载,仅记有“丁卯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一节,并未语及召见事。这一点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当日的记载完全吻合。所谓的“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一事,只是“大臣建议召见”或者“皇帝拟召见”而已。其实,在整个戊戌变法运动过程中,光绪皇帝只召见过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而且仅仅只是见了一次而已。即使是这样一次短暂的召见,也是光绪皇帝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做出的非常举动。这是由于康有为虽然是进士身份,但官位只是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按照清朝的祖制,是没资格蒙皇帝召见的。光绪皇帝早就想召见康有为,但正因为这一“祖制”而被延宕许久,一直等到主要的反对召见者恭亲王世,才得以落实。康有为作为堂堂一介政府官员,且是进士身份,见皇帝一面都如此之难,遑论只是一个举人身份的梁启超了。图为康党伪造的一张光绪同康梁师徒的合照。

 

近几年,伴随着毫无创见的《明朝那些事儿》的莫名热销,过度“消费历史 ”的现象在出版界相当突出。流风所及之处,一些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懒得研究的“写手”也加入到这股浊流之中,一时间“戏说”横行,“胡说”当道,这让一些本来就被解放后的“庙堂历史学家”描画得不成样子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变得更加荒唐和离谱。

 

说到这个话题,手头上正好有一则现成的材料。不妨在这里作为一个“活麻雀”拿过来解剖一番。

 

号称有数百万读者的《读者》杂志在2013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署名为裴毅然的文章《方言趣谈》。

 

该文一上来就说——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岁的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

 

读完作者的这段文学味十足地描述,不免让人无语!

 

且不说这段话存在的几处明显的硬伤,比如,什么叫“戊戌时期”?即使按照作者的臆想,光绪皇帝真的接见过梁启超,那么,一个堂堂的大国之君会因为梁启超说“粤方言”这个“小节中的小节”而放弃“重用”此人的初衷吗?答案只能是绝无可能!因为治国并非“过家家”,光绪皇帝纵然再操切,再昏庸,也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低级决策的。编造出这样一个低级掌故的人,他的想象力基本上还停留在京剧《打龙袍》的水平上。

 

更何况,说“光绪皇帝召见过梁启超”根本就是梁启超等人的“一家之言”。熟悉晚清史的人都清楚,梁启超或者他的同党王照之流一直是声称梁启超见过光绪帝的。裴毅然先生印证的这个掌故大约正来自于王照的回忆文章。

 

但光绪皇帝真的召见过梁启超吗?

 

这是一个值得画一个问号的大问题。它是否属于史实,必须要用清宫的原始档案加以证明才行!

 

在没有看到清宫的原始档案之前,个人倾向于认为:梁启超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光绪皇帝。

 

做出这样的结论,并非唐突,而是出自于常识!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功名不过是一个广东省的举人而已,他连单独给皇帝上奏折的权力都没有,哪来的资格见皇帝?皇帝岂是想见就能见的吗?退而言之,即使光绪皇帝要召见举人梁启超,那也是力不从心的,因为有大清朝的制度在那里。个人在制度面前向来就是微不足道的,哪怕他是个皇帝!

 

当然,虽然梁启超本人一辈子没有见过光绪皇帝,但是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确在戊戌变法期间见过光绪皇帝。其时是在1898年6月16日。《东华录》等清宫的第一手资料都记载了这一召见的详细过程,当事人荣禄以及恽毓鼎等人对此也有记述。此一召见因为不是“孤证”,显而易见是事实。

 

其实,康有为能够蒙皇帝召见,也属于朝廷的“破格”之举。因为当时的康有为不过是工部的一个小“主事”而已,其职位大约相当于现在某个部的一个处长。按照制度,他没有“专折奏事”的权力,要向皇帝上折子必须经过工部堂官、都察院或者总理衙门代为递交,当然,更谈不上有见皇帝的资格。他之所以被召见,一则是因为他鼓吹变法的声音最高,多次让总理衙门代为递交折子,赢得了一些名声;二则是由于赞成变法的张百熙和徐致靖的极力推荐;三则他当时已经是进士身份,经过了“殿试”关口,属于响当当的“天子门生”,具备了见皇帝的最低条件。

 

但是,即使是康有为,他平生也就见过这么一次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亡命天涯,托庇于外国人的保护,直到民国建立之后才得以回到祖国,而其时光绪皇帝早就去世许多年了。

 

必须指出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做“政客”的好材料,向来是宣传的高手,很善于伪造个人历史,借以哄抬自己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地位,为此甚至不惜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完全可以说,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史上就是两根著名的“搅屎棍儿”。

 

康有为的造假向来胆子很大,脸皮很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有为在流亡海外时,为了骗取善良华侨的同情,借机敛财,而改篡光绪皇帝的诏书和伪造光绪皇帝与康梁两人的合影。

 

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确曾给杨锐等人先后下过两道密诏,但密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过康有为的名字。在康有为流亡到海外之后,他私下里篡改了皇帝的这两个密诏,让这两个密诏变成了似乎主要是发给他的诏书!他拿着这两个被篡改过的诏书,到处宣扬,招摇撞骗,煽动华侨捐钱“保大清”、“保皇上”,而华侨们捐给他的钱都成了他的私人财产。

 

幸运的是,历史不是他康有为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投机分子一个人写的。清末新政时,杨锐的后人把秘藏的光绪皇帝发给杨锐的诏书原文拿了出来,献给国史馆,康有为篡改密诏的行为才得以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判定!

 

除此之外,康梁集团还曾经伪造过一张光绪皇帝和康梁两人的合照。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个天大的笑话!光绪皇帝只召见过一次康有为,梁启超连皇帝影子都没见到,又哪来的什么合影?即使以当时的制度来说事,光绪皇帝也是不可能和一个工部主事和一个小小的广东举人合影的。这张伪造的照片恰恰证明了有些投机分子为了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根本是毫无底线可言的。

 

其实,康梁集团编造的谣言还有很多。比如,将康有为参与的一次流产的“公车拟上书”事件说成是成功的事件;将戊戌政变的责任说成是袁世凯的告密;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归罪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等等。总之,康梁师徒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大忽悠”,他们写的文章和说过的话,必须小心、再小心地加以复按才行。即以梁启超是否见过光绪帝这个问题,要得到明确的答案,必须去查清宫的原始档案,除此之外,别的资料都不可以随便拿来当成信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应该庆幸这样的小人当年没有得势。否则,大家就会发现:误国误民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向到处鼓吹“维新变法”的他们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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