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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出逃记

来源:汗青网   作者:马勇   浏览人数 :8464   发表时间: 2017-01-28

康有为1898年在外国人帮助下逃出北京,进而逃出中国,流亡海外十多年,是近代中国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政治人物第一次借助于外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力量成功逃亡的案例之一。只是由于事情牵涉太过机密,许多细节当年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外国使馆,都讳莫如深,不愿深谈,以致很长时间人们并不清楚康有为究竟是怎样离开北京的,中间经历了哪些风险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敏感早已不复存在,根据新旧史料,我们现在勉强能够复原康有为出逃的大致路线。

  

想象的危险

  

根据康有为的安排,谭嗣同于1898年9月18日晚上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游说袁世凯杀荣禄、出兵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用武力迫使皇太后将清廷最高权力移交给光绪帝。因为根据康有为的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主要就是英明的光绪大帝并不拥有清廷的政治权力,清廷的政治权力还在慈禧皇太后的手里。

  

谭嗣同的游说是不成功的。袁世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并不相信康有为、谭嗣同的分析,并不认为在清廷内部存在着一个以皇上为首的帝党,和一个以皇太后为首的后党,更不存在帝后两党的尖锐冲突。帝后冲突只是外界的想象,是不明真相。真实情形是帝后关系亲密无间,即便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某些不同,也只是他们家人之间的正常分歧,外界不值得大惊小怪。

 

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谭嗣同没有说服袁世凯,袁世凯反而说服了谭嗣同。心灰意冷的谭嗣同按照先前约定,离开法华寺前往金顶庙。那里有容闳的寓所,容闳老先生在北京的寓所,在过去几个月成为维新人士的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按照约定在容闳寓所等待谭嗣同的消息。

  

康有为敢于让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这样的高官进行武装行动,是因为康有为自信袁世凯对他康有为很尊重,袁世凯具有维新思想。如果康有为没有充分把握,他大约不会走到这一步。现在谭嗣同带来的消息令人失望,不仅失望,而且恐惧。袁世凯是刚刚提升的副部级高官,兵部侍郎这个头衔,不论从责任,还是从职业伦理,都会使袁世凯将谭嗣同所说的消息向上级报告。此后一百多年所谓“袁世凯告密”,其实依然是康有为等人的逻辑推理。

  

袁世凯指望不上了,处境一下子变得格外危险了。恐慌中,康有为等人孤注一掷,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容闳老先生答应凭着自己的美国人身份,出面去找美国公使,看看能不能让美国人向清廷疏通,化险为夷。然而,美国公使此时都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指望美国公使拯救意义不大。

  

在北京,能够与外国人说上话,并能让外国人对清廷施加压力的还有李提摩太。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他确实与中国政治高层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北京政界确实一度风传朝廷准备聘请李提摩太为政治顾问。梁启超曾是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康有为与他也比较熟悉。

 

9月19日上午九点,康有为来到米市施医院,因为几天前从上海赶往北京的李提摩太就住在这家旅馆。康有为向李提摩太讲述了一些情况,希望李提摩太能够找英国公使帮帮忙,向中国政府施加一点压力,不要阻挠政治改革的进行。

  

对于康有为的描述,李提摩太深表同情,只是对于康有为的请求,李提摩太表示爱莫能助,因为时间实在不凑巧,英国公使窦纳乐并不在北京,和美国公使一样,都在北戴河避暑。

  

离开了李提摩太寓所,康有为还有点不死心,他想到了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他知道伊藤博文在访华前和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一直给予赞扬,既然如此,伊藤博文一定同情他们这些维新志士,让伊藤帮忙,应该问题不大。

  

19日下午三点,康有为来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正在那里的伊藤博文与康有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恳谈,康有为请求伊藤在见到皇太后的时候,尽量为维新人士美言几句,他们这些维新志士只是为了国家好,没有反对皇太后的丝毫意思。

  

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的请求满口答应,但伊藤心中清楚,他并没有机会见到皇太后,因为他的行程中并不包含这项内容。康有为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并没有从伊藤博文那里获取信心和力量。

 

几个小时的紧张谈话很快就结束了。暮色已晚,心灰意冷的康有为匆匆赶回南海会馆。或许是因为疑神疑鬼,或许是因为太紧张,康有为竟然发生南海会馆好像被人搜查包围过。这些不同寻常的发现无疑增加了他的恐慌。

  

当天晚上,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设宴招待康有为。黄绍箕是康有为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维新同志。他们相互交流了有关情况,并分析中国政治的可能走势。黄绍箕认为,根据他所得到的消息(其实都是马路传闻),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对康先生非常恼火,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为了康有为的安全,黄绍箕建议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改穿西装,直奔山东,不要经过天津,那里是荣禄的地盘。如果这个办法还不可靠,黄绍箕建议康有为改穿僧装,反向操作,直奔蒙古,然后再从那儿想办法。总而言之,黄绍箕建议康有为一定要躲过荣禄,躲过了荣禄,警报也就解除了。

  

黄绍箕的提醒及建议使康有为更加忧心忡忡。返回南海会馆,正遇到军机章京林旭来谈。林旭告诉康有为,他听说英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今天已经中国沿海打开了,皇太后也连夜赶回宫中处理外交危机了。既然发生了外交危机,相信康先生的危险不至于那样迫切了。

  

林旭的说法和分析引起了康有为的兴趣,康有为发自内心不愿离开北京,他太喜欢北京的政治气氛了,他太想在政治上介入了,离开了北京,就等于自我放逐自我出局,政治就此告别了。

  

康有为的犹豫在弟子中引起激烈反弹。弟子们认为,警报并没有解除,康先生如果能够顺利逃出虎口,保全生命,介入政治依然有机会,凭借着康先生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一定有办法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能转危为安。否则如果继续滞留北京,只会成为人家虎口中的一支羊。谭嗣同拔刀相逼,以救皇上为己任,劝康有为不要犹豫不要耽搁,迅速出行。梁启超、康广仁等下跪恳求,请康有为尽快微服逃跑,一刻都不要再停留。

  

面对弟子们的好意,康有为异常感动,他给弟子们讲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多年前,他在广州大街上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块砖头从天而降,掠面而下,就在他身边落地,如果这块砖头再偏一寸,他康某也就绝对没有今天了。康有为的意思是,生死有命,听天由命吧。

  

话虽如此说,康有为还是接受了弟子们的劝告与请求,同意带着仆人李唐连夜逃出北京,留下诸位弟子在北京继续谋求怎样救皇上。

  

9月20日早上,天未明,康有为凄惶出逃,离开南海会馆,直奔马家堡火车站,也就是后来的永定门外车站,现在的北京南站。康有为已经没有奉旨前往上海督办《时务官报》“钦差大臣”的派头,更没有那种感觉。

  

有惊无险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康有为遵循这个原则,没有接受黄绍箕等人直奔蒙古改装易服化装成僧人的建议,而是在马家堡火车站买了一个包厢,一路比较舒适前往天津。日暮时分,康有为抵达塘沽,立即登上招商局的客轮“新济号”。

  

康有为并没有“新济号”航班的船票,几经交涉,弄到了一个舱位,船上工作人员看康有为行李太少,似乎有点不太信任,于是对康有为说,你必须先把船票买好,我们才能许你上船。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或赶来送行或偶尔碰到的广东人和康有为略微谈了几句话,康有为决定不再搭乘这艘轮船了。

  

据康有为的说法,他决定不再搭乘“新济号”的理由,是这艘船要等到第二天下午四时许方才启航,差不多一天一夜的漫长等待,康有为当然有点不乐意,这不仅在那小小的客舱中觉得憋屈,更重要的是长时间停留在天津总觉得有点不安全。灵机一动,康有为决定下船,决定搭乘另外的航班。

 

康有为的灵机一动,使他避免了一场灾难,假如他当时真的继续呆在“新济号”这艘客轮上,他或许走不出天津,因为荣禄和北京步军统领衙门崇礼所派出的两批人马很快就要到这里查察。即便逃出了天津,他也可能在上海被拦截,因为上海道台蔡钧在收到朝廷的命令和荣禄的指示后,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更重要的是,确实当“新济号”抵达上海时,进行过严格检查。

  

当然,这都是后话,且也只是天命,康有为当时未必想到过这些。而且,他的灵机一动,也使随员以及轮船上的办事人员等很不高兴。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他的这个建议一出口,客栈人啧有烦言,挑夫亦乘机抬价,就连他的仆人李唐,也觉得太麻烦了,劝说主子收回成命,在这里等等就是了,不必再那么折腾了。然而,康有为是一个极端固执的人,别人越是反对,他就越来劲,他坚持将那些行李运回天津,找个旅客住了下来,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好好休整一番。

  

第二天(9月21日),康有为似乎也没有急着赶路,因为他觉得在天津这个地面很好,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和可疑之人,据说,他在那天上午与其坐师余诚格在天津一家酒楼见了面,然后很从容前往塘沽,搭乘英国太古公司“重庆号”,于上午十一时正式启航,离开天津。既去天津无恙,这使康有为多少有点放松,有一种终于逃出虎口的感觉。

  

其实,康有为疑神疑鬼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在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离开天津那一天,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皇太后出园训政,清廷下令抓捕康有为兄弟。稍后,清廷从康广仁的口里,获知康有为已离开了北京。大约是康广仁的口供,或透露出的线索,步军统领衙门估计康有为出京路线大约就是由北京乘火车至天津,然后从那里换乘轮船出海逃脱。根据这个判断,军机处于9月21日傍晚六时许发给荣禄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派兵至天津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查拿,并让荣禄通知烟台的李希杰、上海的蔡钧做好准备,一旦康有为从天津逃脱,就让他们在烟台、上海拦截,务必不能让康有为逃到租界。

  

朝廷的判断是对的,只是在时间上晚了一拍。荣禄于当晚六时许接到朝廷密令后,当即密派得力弁兵先在天津火车站紫竹林一带旅馆客栈等处暗为查察。大约两个小时后,崇礼从北京派来的步军统领衙门弁兵也来到天津,他们与荣禄加派的弁兵分赴塘沽、大沽逐处搜索。他们没有在那里找到康有为,但获知康有为已经登上“重庆号”启程,经烟台转赴上海。

  

荣禄获知这些情报后,一方面向朝廷紧急报告,一方面发电登莱青道李希杰、上海道蔡钧及各口岸文武各员,要求他们会同各国领事在沿途各地设法捕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捉拿不到,可以就地正法。同时,荣禄还立即派出一艘“飞鹰”号军舰追赶“重庆号”,试图设法阻拦,或者上船搜捕。不料“飞鹰”号中途突然抛锚,说是燃料不足。这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那就不太知道了。

  

这些事情,坐在船上的康有为并不知道。当重庆号抵达烟台时,需要技术性停泊几个小时。刚刚逃出魔掌的康有为在内心感到庆幸,于是兴致勃勃到岸上游览了风光,并买了一些梨和石子。

 

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当康有为在烟台大街上悠闲漫步时,朝廷及荣禄沿途抓捕康有为的电报已经发到烟台,然而登莱青道台李希杰此时正在青岛与德国殖民当局谈判划界及开设海关的事情,他不仅人不在烟台,而且他还将那份至关重要的电报密码带走了。他在烟台留守的部属尽管收到了这些电报,但他们由于没有密码本,是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来的。技术性误差使康有为逃过一劫,否则,就像康有为后来意识到的那样,必死无疑。

  

上海道台蔡钧在接到朝廷及荣禄的电报后,立即向盛宣怀作了报告,向税务司、领事馆作了通报,购置了一大批康有为的画像,分别选派精干捕探、杆役,在吴淞及上海各处守候竟夜,严密布置,严加防守,凡北来轮船,逐一检查,严加搜索,务求能将康有为捕获。蔡钧自信,凭着他的严密安排,康有为只要在上海逗留或经过,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轻易逃脱。

  

然而,蔡钧立功心切,动静太大,特别是他向税务司、领事馆进行通报,不仅无助于捕拿康有为,反而向相反的方向用力,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康有为,而不是捕拿康有为。蔡钧要求英国领事馆同意上海道派员到英国公司所属轮船进行搜查,抓捕康有为,领事馆意识到康有为的重要性,因此不同意蔡钧的建议,不准蔡钧派员到英国公使所属轮船进行搜捕,英国领事馆告诉蔡钧,假如康有为真的躲在英国公司的船上,那么将由租界中的巡捕房抓捕后交给中国。这就为康有为逃脱清政府的抓捕提供了一个机会一种可能。

  

蔡钧是个聪明人,他从英国的态度中敏锐感觉到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他遂派员进一步打探,知道英国人即便真的抓获康有为,也不一定会交给中国方面,英国人大概会把康有为保护起来。此时,蔡钧从朝廷等多个渠道获知康有为乘坐的轮船就是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所以他又加派亲信役员到码头等待,准备重庆号一旦到港,他们就强行上船搜查,抓捕康有为。

  

离开中国

  

朝廷的命令,荣禄的指示,蔡钧的准备,以及英国领事馆的应对和准备等,康有为在这那几天当然都不知道,途中的宁静似乎使康有为觉得可能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当重庆号9月24日凌晨抵沪时,康有为并没有丝毫的扭捏或偷偷摸摸,更没有掩饰其真实身份。两点钟,“重庆号”将入吴淞,康有为出船头眺望,大约有终于逃出虎口之欣慰,不禁长长出口气。此时有浙江临安拔贡生姚祖义大约认出康有为了,因为他9月16日曾由都察院代奏了一个条陈,大约在北京某个机会见过康有为。所以他很兴奋地将自己的奏折底稿呈请康有为指教,康有为也毫不客气地好为人师,因与议论,于是同船乘客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南海。

 

康有为这一次不计后果的张扬为自己迎来了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至关重要。忽然有英国人循声而至,问你就是康有为康先生吗?康有为对这个英国人一点印象也没有,而这个英国人似乎也不认识康有为,他只是听到这些人的议论,就猜测这人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康有为。康有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英国人的提问,他也不能不回答,他坦然表示,自己正是康有为,不知有何见教?

  

这个英国人立即进入一个客舱,取出一张康有为的照片,问这就是你的照片吗?康有为答曰然。

  

英国人再问,那么你在北京是否杀人了?康有为笑曰,这真是无从谈起的笑话,我怎么能够杀人呢?你这个问话显得太奇怪了,真的不可思议。

  

这位英国人立即拿出上海道蔡钧的一份命令,上面抄有一道上谕,说康有为进红丸试图杀害皇上,现在畏罪出逃,要求各地官员密拿,或就地正法。

  

看完蔡钧手抄的这道上谕,康有为不禁悲从中来,眩然痛哭,他怎么也想不到朝廷会用这种办法对付他。英国人又问道,那么你是否给皇帝进过红丸,是否有杀害皇帝的想法?接过英国人的话,康有为述说事情原委,刻意强调了皇上的密谕以及他此次南行之故。

  

听了康有为的述说,这个英国人表示,我是英国人濮兰德,我英国驻上海领事固然知道你康先生是皇帝的忠臣,必无杀害皇帝的事情和想法,而且知道你康先生素来主张联合英国以抗俄,所以我领事命以兵船前来救你,请康先生火速随我下船,事不迟疑,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一点,恐怕上海道派出的密探马上就会上船搜捕,到那时要救你就很难了。

  

康有为当然心中最清楚自己的事情,当然也知道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但他现在突然听说皇上被杀害了,不管这件事情是谁干的,康有为内心深处还是相当悲哀,这是不必怀疑的,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康有为之所以谋划劫制皇太后,当然是把全部希望都放在皇上那里,现在皇上既然被杀害了,那么他康有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想到这里,康有为真的有点痛不欲生,准备蹈海殉节,也不枉他与皇上君臣一场,他口占一绝,以明心志:

  

忽洒龙斄翳太阴,紫微光掩帝星沉。

孤臣辜负传义带,碧海青天夜夜心。

  

假如这首诗真的就是当时所作,那么康有为至少在这个时候已经确然将林旭向他转述的那几个御旨作为皇上专门发给他的“衣带诏”,别人或许以为是他在捏造,在臆想,因为他毕竟没有皇上的手谕,没有皇上的真迹,但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御旨享有同样价值。所以,我们不能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的,那样理解的,而且也是有依据的。

  

随后,康有为又当着濮兰德的面写了几份遗书,交仆人李唐收藏,请他方便时转交有关各人。在写给及门诸弟子的遗书中,康有为专讲自己的心志和理想,强调自己所做事情的正义性:

  

吾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世间,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康长素遗笔。

  

又有一遗书给弟子徐勤,交代家事:

  

吾以救中国,故冒险遭变,竟至不测。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为烈丈夫,吾有老母,谨以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无变怠也。同门中谁能仗义,护持吾家吾国者,吾神明嘉之。孔子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为绝笔告。

  

写完之后,康有为在文中又加上一句,“任甫若存,并以为托”。任甫,即梁启超,字任公。

  

能够想象得出,康有为此时确有万念俱灰的想法,确有一死了之为圣明君主殉葬的信念和志向,边写边说,令人哀痛。当这几份遗书写就后,濮兰德劝慰道,现在只是传说皇上不在了。只是传闻,并没有确切消息,因此现在还不应该就这样去寻死,即便死,也要死得其所,死的明白。

  

毫无疑问,濮兰德的话启发了康有为,或者说康有为生的欲望又占了上风,他同意随濮兰德下船,同意接受英国人的保护,终于踏上英国人的兵船。康有为的命就这样保住了,只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康有为只能浪迹天涯,流亡海外。他虽然在此后数年不懈努力,从事政治,鼓吹保皇,鼓吹改良,但其实他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他除了以保皇爱国的名义从华侨那里化缘维持自己并不太低的生活水准外,在政治上学术上基本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接近于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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