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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王道政治

    君主向士人与清议负责,宪政就建立起来了

  • 土地自由流转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 天人合一,仁民爱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 墨医民杂,百花齐放

    回望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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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的良治——实践的结论

来源:汗青网   作者:(清末民初)辜鸿铭   浏览人数 :909   发表时间: 2017-09-08

辜鸿铭著《尊王篇》

《尊王篇》是辜鸿铭先生在“庚子之乱”期间所撰英文论文的结集。“尊王篇”三字是辜鸿铭老友赵凤昌所书。英文书名为: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写自总督衙门的论文》),副题为: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文明所作的辩护”)。关于此书,辜鸿铭有一自述:“辜鸿铭部郎名汤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当时匪踪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烂,又值文宗龙驭上宾,皇太后以一寡妇辅立幼主,卒能廓清祸乱,盖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临政尤勤也。三十年来迭遭变故,伦常之间亦多隐痛,故将相大臣罔不体其艰辛,同心爱戴云云。据云辜部郎《尊王篇》之作,盖有感于当日所闻刚直公虎门哭失声一事。”1884年,彭玉麟(刚直公)以钦差大臣赴广东会办防务,驻节虎门。皇太后垂念老臣忠国,经常派人赏赐参貂食物等品至前线。每逢赏品赉至,彭辄感激涕零,匍匐受领,倒地哭之失声。在他看来这种亲亲融融的君臣关系,正是中国古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观念的真实写照,而这也正是古老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未来之大有可为的基石。

辛丑条约签署

瓜分豆剖、国是日非之际,邪教义和团再次将国家绑架,社稷几于尽毁。义和团暴徒打着“扶清灭洋”的幌子,穷凶极恶,天良丧尽。暴乱给晚清中国带来了致命祸患,流氓恶痞的凶虐暴行,令人发指。一场反人类的文明灾难,终于招致了国际联军武装干预,救护侨民,平息拳匪。北京城破之日,国家蒙受奇耻大辱,遂有《辛丑条约》之浩劫,令人痛心不已。


箴言


当我们在黑暗之中摸索时,正如我们必须在东方所做的那样,最好的道路就是公正行事。


——戈登将军


我认为,现在对列强在中国的现行政策加以检查,不仅有必要,而且时机也已经成熟。我在这里只想反复申明,我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并愿单独对自己的观点负责。


精神和态度


目前,要想使中国问题有望得到满意的解决,首要的前提是,列强必须根本改变他们对中国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策的精神与态度。有位名叫豪斯(E.H.House)的先生,在《日本邮报》上发表文章谈到西方各国对于日本的以往政策时,这样写道:“外人炮制了一种说法,即认定日本的政策,乃是一个虚饰和欺骗的迷宫。对于日本的任何行动,外人都无法理解,因而认为它必然是其深藏不露、无所不包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这实在是荒谬透顶。但多年以来这种猜忌却构成了欧洲外交的基础。”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也是以往外国列强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发生灾祸的根源(fonsetorige)。正是这种到处扩散的猜疑精神,感染了每一个外国使臣特别是英国使臣,从而滋生了一种黄疸性偏见,使他在中国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是黄的。


我写这些东西,并非只是为中国人辩护,而是为了真理。我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绝对缺乏坦率的说法。其理由将是人所共知的。俄国前驻华公使喀西尼伯爵最近指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而英国人和德国人,一般说来则不太懂得礼貌。”实际的情况是,在中国的一般外国人,他们往往蛮不讲理、急躁易怒,而一般中国人则彬彬有礼,具有涵养。当你向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中国人提出一个无理要求时,他不可能说:“不行”。他天生的礼貌将促使他用婉转的敷衍,给你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已故的曾国藩侯爵,1860年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洋务尺牍)中说:“若你碰到外国人当着你的面蛮横无礼地大放厥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憨笑装傻,仿佛你不懂他在说什么。”赫德爵士曾经对伊藤侯爵谈到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原则是“宁弯毋折”。因此,在对付外国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有教养的中国人通常使用不失礼貌的敷衍和搪塞的办法,而对付外国人蛮横的暴力行为,则有时使用这样一种武器,在汉语里它称之为“羁縻”,翟理斯博士译作“to halter”(给……套上笼套)。事实上,当你遇上一头狂暴发疯的公牛时,同它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笼套把它套起来!窦纳乐爵士将为我们解释中国“羁縻”二字的含义。1900920日,他在致索尔兹伯理勋爵的电报中说道:“为了设法推迟或延缓进攻,我们让中国人沉溺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中,即让他们感到,我们有机会将自身置于他们的仁慈与恩惠之下,其途径是:中国人护送我们到天津。……我们所做的,原则上是既不接受,也不拒绝,而是提出更多的具体要求来为日后的最终决议做好准备,以此赢得时间。”


窦纳乐爵士在谴责中国人不守信用、背信弃义的同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对中国人所施行的诡计和地地道道的背信弃义行为中,存在任何道德上的过失,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或许应该说,正是中国人的行为,将窦纳乐爵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得他不得不像他做过的那样行事。然而毫无疑问,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事情的说法正好可以反过来。而且逼迫中国人不得不像他们所做过的那样行事的力量,甚至更为强大。


下面,我们退一步,看看外国人对于中国人行事方法的猜忌,是否有某种恰当的理由。在此,我想有必要强调指出,就与目前这场灾祸有关联的北京帝国政府而言——从我在总督衙门的便利位置所得到的有关电报和国书消息来看,没有一星半点事实或根据,可以指责它失信和背信弃义。这里,我想再引用豪斯先生谈及过去的日本外交关系时所说的话,它用在这儿是很合适的。外人声明说,鉴于目前的困境,应该做出大的让步,还说外国公使们的猜忌并非不合情理。针对这一声明,豪斯先生诘问道:“外国人对于那种困境、那种日本人痛苦焦灼的忧虑和频繁严重的危机,曾做过任何让步吗?……江户的官员们具备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能具备的坦率和正直。他们几乎像孩子一样的天真和率直。他们再三地、毫无遮掩地将麻烦摆在对方面前,对敌手绝无防范之心。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傲慢无理的拒绝,并继而遭受新的苦难和侮辱。”在此,如果将日本人换成中国人,江户换成北京,人们将认为豪斯所写的正是去年夏天发生在中国的事变,而不是四十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事情。的确,任何公正无私的人,只要仔细阅读一下中华帝国的谕令和其他国家公文,就会感到豪斯先生所作的评论是多么恰当。


下面,我们且举一例,以见中华帝国政府毋庸置疑的绝对坦率之一斑。在63日拍给中国驻外使臣的谕令中,帝国政府指示他们,要将政府的困难毫无保留地向列强陈述。谕令说:“我们此刻仍严令驻军统领一如既往地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可见,帝国政府并没有想要对外国政府隐瞒公使馆的危险。它甚至不是简单地说“我们已经命令保护使馆”,而是明示这种保护乃是绝对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事实上,它以一种毋庸置疑的绝对的坦率说明,这是一种尽可能的保护。


关键的问题


以上,我们谈到外国列强对待中国的精神和态度。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中国难题中的主要和关键的问题,这一关键问题是:当外国列强要求中国尽一个独立的君主国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在对待中国时,丝毫也没有努力去承认和尊重该国政府能够独自尽其义务、履行独立统治之责的权利与前提。


赫德爵士以其慷慨的爱尔兰风度,建议取消治外法权。从原则上讲,他这一见解——对于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来说——都是无可置喙的。但在此应坦率地承认,在目前的情势下,要废除治外法权是不现实的。歌德说:“世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公道与常识(es giebt zwei friedliche Gewaken:das Recht u.die Schicklichkeit)。”赫德爵士的提议是公道的,但缺乏常识。


然而,如果现在废除治外法权还不现实,那么,只有千方百计将它的恶劣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才是公正的。治外法权是一个畸形怪胎——它已经在道德效果上,对中国的良治事业产生了危害。但是,外国政府不仅没有设法去减轻这一怪胎的恶劣影响,还允许他们的在华代理人引入一个更坏的怪胎,名之曰治内法权(in-territoriality)。他们不满足于中华帝国政府对外国人没有裁判权,还允许其代理人否认帝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国民具有裁判权。人们公正地谴责传教士干涉了诉讼、因而侵犯了中国地方官对于国民的裁判权。但当英国公使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四川总督的职务时,他也正在干涉中国的诉讼,并且仅仅只是出于一种极度恐惧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侵犯了地方官对中国臣民的裁判权,而且侵犯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君权,那种天子对于臣下的权威。当然,一个总督对外国人做错了事是可以惩罚的。但这种惩罚,必须经由皇上的权威,依照帝国自身的法律来进行。


这一原则,从最近的惩罚问题中,能够得到最好的说明。美国国务卿是唯一一个似乎对此有所认识的人。下面,请允许我完全用外国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去年夏天,北京的帝国军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便围攻了使馆,于是严重地违犯了文明的国际法。中华帝国政府不是适时地抛弃其代理人的行为,而是对列强宣战。由于中国和列强之间事实上处在一种战争状态,所以,当中国紧接着求和的时候,列强便有理由加以拒绝,因为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补偿。这种不公正待遇,就是使馆遭到围攻。列强要求中华帝国政府绝对地抛弃其代理人围攻使馆的行为,并将此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这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下面,我要谈的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一原则。


一场战争行动是要惩罚一个国家,而不是惩罚个人。如果帝国政府中的某些代理人,被认为犯有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那么,列强的行动就是正当的。假若他们认为合适,可以行使现代战争中所用的报复权利,即,抓住那些犯罪的代理人,就地处罚。不过这样一种处罚,是一种战争行为,而不是一种司法上的处罚。


若是由中华帝国政府来处置罪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于列强来说,目前的问题是,在发生了围攻使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是否还愿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如果列强决定对中国政府的存在不予承认,那么显然,其责任便是立即接管中国。但如果列强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正如他们明显做过的那样,那么他们就该约束自己,去尊重中华帝国政府对中国国民唯一的、绝对的裁判权。


现在,一旦战争局面形成,争执的正确与错误就立刻合二为一,它不是某个中国人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争执,而是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争斗。就与对立方列强有关的惩罚而言,战争及其结果本身,便是一种惩罚。中华帝国政府对于列强所应该做的,只是绝对地否定围攻使馆的行动,一旦帝国政府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对这一围攻负有责任的人就成了罪犯——不是对立方列强的罪犯——而是冒犯君主权威、危害帝国和平与安全的罪犯;所有这些人都容易给予处罚。但是,只要中国还被承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君主国,对于中国国民,上至国家大臣下至平头百姓的惩罚,便只能由君主唯一的权威并依照帝国的法律来执行。


以上,是我完全按照外国人的观点特意假定的情形,即,错误完全在于中国方面。但实际上,围攻公使馆只不过是使馆卫兵与北京民众之间一场吵闹(fracas)的结果,其中,有中国士兵参与进来助威。这场事变的可悲之处在于,外国使臣以及那些无辜者、无依无靠的妇女和儿童也被卷入进来。事实上,这就是中华帝国政府方面最终所持的观点。714日,当彼此一旦可以沟通,中国大臣就郑重其事地看望了外国使臣们,并建议“将他们、他们的家属及所有属员转移到总理衙门,不准带一个卫兵”。这一动议的目的,中国大臣说,是保护自始至终并未受到损害的友好关系。那场吵闹,实在是闹得太严重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救出外国使臣、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将他们与吵闹中实际的闹事者分别开来。然而,窦纳乐爵士在这一建议中,却只能见到背信弃义和玩世不恭!


实际上,如果平心静气、公正中允地给去年夏天的事变作一定论,我以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先是外国使臣丧失了常识;接着是中国人发脾气;最后是,欧美的人民和政府发脾气并丧失常识。


海军将军们,由于攻占了大沽口而受到责备。这一责备是不公平的。对大沽口的进攻无疑可悲可叹——因为在此之后,中华帝国政府要维护它的自尊,除了宣战之外别无选择。但海军将军们是军人,他们对于外交官们所给予的局势的评判,只能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考虑。事实上,他们参与进来,是由外国使臣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然而,在整个危机之中,真正的、最初的大错误,却在于向驻中国公使馆派送卫兵。连具有最起码常识的人都会说:如果你要炫耀和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现在,不仅整个北京的民众,而且整个华北的民众都群情激愤——要紧的不是正确或者错误,而是反对洋人,反对那些送入这些民众当中的一小撮洋面孔、洋装扮、说洋话的人,以及那些狂妄自大的洋兵,不仅如此,他们还没有统一的指挥,而是成群结队地按照各种不同的命令行事!因此,我认为,用丧失了常识来描述外国使臣的所作所为,还是非常轻微的。


严格地说,对于外国使臣的保护,是他们自己所持的信任书,正如在战争中,对于一个军事谈判代表的保护是他的停战白旗一样。当外国使臣带来使馆卫兵的时候,他们的信任书严格说来已经失去了价值一不错,中国政府是同意过他们这么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政府减轻了对他们的保护之责,因为外国使臣们已经选择了不依靠中华帝国政府的保护措施。


事实上,整个中国问题的关键,在此已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说明。列强们义愤填膺、惊魂未定。索尔兹伯理勋爵谴责中国人围攻使馆是蛮横无耻的行径——因为中国应该说是已经侵犯了使节的神圣性(Sancti-taslegatonim)法则。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外国使臣首先也无耻地侵犯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国际法——中国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权,他们竟然把兵派到中华帝国的首都来。现在,经历了这样一种政策所导致的灾祸之后,列强们一面郑重保证要维持中华帝国的完整,一面却又要建立一个俯瞰皇宫的堡垒。正如我们说过的,如果你要诉诸武力,就请拿出足够的武力来。假若列强想用暴力使中国就范,那么请便,但他们起码应该保持一种有效的控制,否则,中华帝国就要分崩离析。


的确,自从经历了去年的那次灾祸之后,列强并没有反思他们过去的政策并承认所犯的错误,似乎不仅要继续坚持下去,甚至还要加重这种错误。首先,他们没有立即派出具有新头脑的新人,给局势的缓和带至新的希望,以求得一个满意的解决结果。绝大多数列强都固执地使用那些导致这一局势的旧人,那些神经已经错乱、感情已经愤激的人一来指导和议。其结果,自然是那十二条不可更改的条款。


(一)外国使臣反对总理衙门(原文有注:总理衙门是一个专门商讨对外事务的委员会,就像美国的外国事务委员会一样。它是一个审议和协商机构。其最大缺点,无疑是没有一个主事人。但目前的设置是有理由的。首先,在北京的各部衙门实际上都是审议和协商机构。唯一的执行机构是军机处或内阁(被误称为最议事会)。其次,因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立宪政府,即,必须仰赖知识阶层清议支持的政府。因此,在各大都市的政府部门中,设立一个由所有知名人士参加的对外事务协商委员会,还是必要的。然而,外国使臣不努力去了解总理衙门存在的理由,却反对它的名称,仿佛玫瑰换了别的名字,闻起来就不香了似的!)的设置,其实他们应当以更大的力度,去反对目前的外国使臣共同议定的机构。如没有一个公认的负责的领导,要想使和议迅速而满意地取得确切结果,是不可能的。


(二)在赢了战争之后,提出不可更改的条款本来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的条款一般要限定在对于当前和以往错误的直接补偿、和军事行动状态的范围之内。就对于未来的保证而言,不可更改条款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即外国使臣自以为比帝国政府更懂得如何防止将来民众反对外国人的暴动,而这,正是导致了目前这场灾难的政策。就对于未来的保证而言,请求帝国政府陈述她将以什么来担保未来,这不会有任何害处。


(三)事实上,十二条中的绝大多数条款,不符合给了强盗钱就不给强盗命的原则,而是既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要执行这些条款,意味着在中国不可能再有良治。我已经讲到过惩罚问题,执行这一款,对于帝国的稳固是最为严重的祸害,幸赖皇太后陛下个人的影响力,才使条款得以履行,并没有导致帝国的分裂。接下来,是在首都的心脏建立一座堡垒问题,我也已经说过了。下面,我再谈谈停考。(【按】《议和大纲》规定:“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各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撇开问题本身是


否公正不谈,我想在此指出,在中国,举行考试,并不是像在欧洲给予人民选举权那样多的一种特权。它毋宁说是一种职能,一种中国政府遵循门户开放原则的极其重要的职能。现在,你要求一个机械师能保持机器正常运转,同时又命令他堵塞机械中一个最重要的管道,我想,这将被认为是惊人的无理。然而列强们要求帝国政府停考的做法,就是如此。


我以为我所讲的,已足以表明,外国列强在中国不仅行使着治外法权,而且行使着治内法权。目前,这种情况似乎已变本加厉。一个中国官员任命到一个重要位置,必须首先从外国官员那里接受一个半官方的许可证书(exequatur)。其结果,我可以在此提及,湖北省因为过去八个月的事情,已经罢免了一个巡抚。湖广总督不得不忙于帝国的国家问题和保护传教士。省内实际的民政管理正面临着越来越糟的危险!外国人干涉中国官员任免的另一个后果是,那些最无德行和名望,最没有教养和能力,只是一味奉迎巴结,如果没有实际贿赂、至少也给外国官员和有权有势的外国人带来好处的人,能够官运亨通。最近的例子是中国驻日本大臣(原文有注:前任上海道台。)的任命。我冒昧地提醒外国驻日本官员注意此事,以便能够调查一下,看日本驻中国的官员究竟是否干预了这项任命。正是外国官员和外国人对中国的此等不肖之辈所显示出的偏爱和支持,使得中华民族的一些最优秀分子,不可能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表现出友好态度。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外国政府允许天主教传教士公开干涉其教徒与不信教的中国民众之间的诉讼案件。新教传教士不仅干预诉讼,还在外国报纸上和通过国内报纸公然鼓动造反。最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的唯一生意,就是参与从事所有通岸仍在继续的一切声名狼藉的商业活动。


鉴于以上所述,我想任何一个尽力了解事实的人都必能看到,中华帝国政府要想在中国保持良治,实在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而且中国,就其治理而言,又是一个没有警察机器的国家。和平与秩序,是通过民众的常识和亲善友好来维持的,当民众的义与礼的常识遭到践踏时,就会发生地方当局没法加以镇压的暴乱。暴乱之后,人民则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种过于高昂的代价——正如可以从最近送到省府衙门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清单,对了,还有新教传教士的清单上所看到的那样。


然而,所有那些地方上的、特定的伤害,都无法与外国使臣行使治内法权所造成的伤害之总和相比。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享受良治之益,比康兹菲尔德勋爵说过:“除非一国的现存政府,有绝对的权利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该国的良治便无从谈起。”现在,列强在中国既不取代统治中国之责,又不允许帝国政府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它们实际上做的是,要使中央政府瘫痪。一旦中央政府瘫痪,帝国的各省政府及其官员也将随之陷入混乱。在此,我想说,最近和目前的改革叫嚷,确实存在很多理由。国家的实际管理正变得越来越糟。然而,要改善中国现存的统治状况,却不应由此入手。我将另外撰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只有当帝国政府的中央当局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事情,帝国的法律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国民还具有唯一和绝对的效力时,改革方才成为可能。简而言之,只有当每个总督和巡抚,以及所有在职的髙级官员,都用脑袋对皇太后和皇上负责,不只是为了保护洋人,更不是为了讨得外国政府的欢心,而是为了良治,即,为了每个下属的品德、行为和生计,为了托付给他们的人民的幸福与长治久安时,在中国,才有可能存在真正的良治。


概括起来说,中国难题中主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外国列强必须清楚地、毫不含糊地决定,究竟是要代行统治中国之责,还是要将此一责任留给中华帝国政府?如果列强决定代行统治中国之责:那么请便。但如果列强要求中华帝国政府负起良治之责,那么它们的简单义务,就是绝对地承认和尊重中华帝国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利——在目前,只有裁判外国侨民除外。


对外国人的管理


然而,在中国,治外法权的行使,使列强对于其侨民循规蹈矩、保持良治状态负有了责任。任何人,只要认真去读一读上世纪前三十年英国的蓝皮书和国会文件,就会清楚地看到,英国之所以要派一个国王代理人到中国来,实际上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对于英国侨民的良治负责。在广东,英国侨民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已经恶化到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向中国派驻英国大臣的主要和最初的目的——不是推进贸易,而是照看英国侨民,使其规规矩矩,保持良治秩序。


现在,人们大谈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意味着公正无私的统治——种既不用害怕谁,又无需讨好谁,绝对有权去做它认为正确的,对于国家的良治有益的事情的统治。然而现在,要想让一个英国大臣公正无私是困难的。现在的英国大臣不是为了祖国的荣誉去对国王负责,而是对坐在众议院的那六百个不固定的小国王负责。英国国会最初是一个智囊,一个智者的会议,现在却只是一个私虑重重者的会议。


我实在想知道,英国统治阶层的人们是否从未想过到,如此多地并如此高声地谈论英国利益,至少可以说是相当自私的。英国绅士所以鄙视纯粹的“职业作风”,就是因为,后者要求关心并且只是关心利益,也就是钱。无论怎么说,那些建立大英帝国的人们并不谈利,而是谈责任。理查德·麦克唐纳爵士,像窦纳乐爵士一样,是个军人,曾做过马六甲海峡殖民总督,他对新加坡的一个英国同胞代表团说过:“我是女王派到这儿来统治你们的,你们这些种植马铃薯的家伙。”在英国殖民地,那些有中国移民的地方,英国政府尚有常识指令一个官员去做中国人的保护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他们更应该像在殖民地一样,很好地指派一个同样的官员来,保护那些雇不起律师充当恶霸的、可怜的中国人的利益,使他们免于那些粗暴无赖、肆无忌惮的英国侨民的欺凌。至于说到贸易,用不着派一个商务专员来教英国商人如何经商,或者招徕他们去影响进步的中国官员,恐怕组成一个由像麦克唐纳这样的人参加的委员会,指令他们来华调查贸易情况,要更为有益。他们的任务是要调查何为合法贸易,即那些既有益于英国民族也有益于中国人的贸易;何为不合法贸易?即那仅有利于英国那些个体的利益,而伤害了上面所提到的既有利于英国民族、又有利于中国人的那种合法贸易的贸易。因此,正如已故威妥玛爵士所说的:“持久地伤害中国人,最终必定也要伤害外国人,甚至那些在华外国人。”


总而言之,外国列强首要的责任,是当他们行使治外法权的时候,要采取严格的、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来保证他们每个可敬的国民都遵纪守法,形成良治秩序。必须承认,要在外国侨民中保持良治秩序是不易的,因为治外法权是国际法中的一个怪胎。但仿佛上述问题还不够困难似的,如今,列强又试图增加它的困难,竟然愚蠢地要求每个国家在每个通商口岸都要有一个独立的租界。于是,每个通商口岸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小国林立的巴尔干半岛,每个小鲱鱼都有可能引爆它。在此,应当指出,欧洲列强要求拥有一个独立的租界,却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英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个错误,即,它把主要的权力授给了所有的英国殖民者,不仅授予英国领事,而且授予由大多数人组成的市政当局,甚至还将其授予到英国商人的每场官司上。对于一个外国列强来说,要使其国民服从于市政当局,尽管英国官员的市政管理已然糟透,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但若指望一个外国列强使其臣民服从于英国商人的权威,那就太过分了。事实上,正如已故的弗劳德先生曾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中,要实行代议制政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必须实行君主统治。带有强烈的种族与民族偏见的人们,是绝不可能成功地通过选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的。为了废除那愚蠢的独立租界,这也是维持外国人良治秩序的需要,外国殖民者的机构应当接受调查,并加以改革。


真正的困难


但是我恐怕,在中国问题中,真正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列强之间的和谐一致: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一致,而不是实际上的一致。事实上,华北上次所发生的那场事变已经清楚地表明,就像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因为不同的政府派别之间害怕争斗,所以他们允许各种各样的暴行竞相登场。同样,在中国,因为列强们害怕彼此开战,他们宁愿让中国人民惨遭各种暴行的蹂躏。然而,列强们逃避责任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负有责任,而且对于文明事业负有责任。列强们必须心平气和地同意绝对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君主国的完整,否则他们就必须开战。至于和平瓜分的其他选择,根本行不通,尊敬的布罗醉克(Brodrick)就说过:“对大不列颠来说,企图管理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都将是发疯。”


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三个列强:英国,俄国和日本。像西摩尔将军那样的英国人,乐于唤起世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为西方民族打开了中国门户,却从不考虑对这一行为后果所负的责任。实际上,英国仍然是当今在中国的头号列强。这件事本身好坏参半。由于我最近的文章已经招致了许多英国人的厌恶,但愿我下面的话,不至于被怀疑又在有意讨好他们。这里,我要说的是,在影响中国的外来因素中,英国因素至今仍然是最好的。比如,英国领事馆就不仅只是一个有条有理的行政机构,其中还收罗了一些最为出色的在华外国人。不过,在说英国是今日中国的头号列强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要说,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形成,它应受到更多的责备。中国事态之所以陷入到如此困局,是因为英国政治家在中国没有政策,甚至那错误的政策,“押错赌注”的政策,也没能始终贯彻!我能够听到英国政治家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愿意对中国公正行事,但你看其他人不愿意;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照顾好自身的利益,如果我们正直诚实,但是——”现在,正是英国的这种“但是”政策,带来了眼下这场可怜而又鄙的悲剧性混乱。然而,如果英国政治家丧失了责任感,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再加上又奉行一个“但是”和“如果”政策,那么,英国将无法保住它在中国的头号列强地位。英国应奉行的政策,即便是从它自身的利益来考虑,也在于我在本文开头作为箴言所引用的那段戈登的话中。不过英国要想坚持这项政策,就必须准备战斗。因为愿意战斗,最终还可能免除必要的战争。


至于说俄国,如果她成为了中国的头号列强,那将不是她的本愿。只是英国报纸及其英国民主政体的不受约束,将迫使俄国违背她的心愿,去加强在远东的力量,从而成为在中国的头号列强。


中国问题有赖于解决的最后一个列强,是日本。就日本的利益和日本人民的福利来说,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将比联合行动中的其他任何列强都具有更大的风险。鉴于她目前的军队有自由行动的权利,所以日本在对待中国问题时,可以采取一个左右列强的政策。一旦日本对中国问题的症结有了正确清晰的认识,它恐怕就会成为远东文明的Mark-graf(边疆镇守使)。


—个文明问题


外国人对我说:“你所有的意见都很动听和正确,但为什么不唤醒中国起来战斗呢?现在的世界不认公理,只认强权和物质力量。”对此,我将指出,“拳民”应当使世界相信,中国人并非不愿战斗。赫德爵士的同胞认为他在预言“义和团运动”的前景时,丧失了理智。但在此,我将从中国历史上举出两件事,来证明赫德爵士毕竟错得还不是太远。


(一)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华民族已经发现,文明,正如罗斯金先生所说的,意味着培养文明的人。但其结果,却遗忘了战争艺术。因此,当汉人面对来自北方的蒙古游牧民族的入侵时,他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1260年,蒙古头人忽必烈汗实际上登上了中国的皇位,并用暴力压服了汉人。1361年,正好——百年后,我们汉人重新学会了战争艺术,在明朝开国皇帝的领导下,中国武士再度崛起,将蒙古游牧民族赶出中国,回到自己的家园。至少,这部分野蛮的人侵者还没有耽于中国文明、变成文弱之人。


(二)当1850年太平天国叛乱在广东刚刚爆发之时,作为统治阶层的“文人学士”,也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但大约十年以后,“文人学士”们脱掉了他们的长袍,掌握了一套战争艺术,结果于1864年扑灭了这场叛乱。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是否必须起来战斗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世界文明事业的异常重大的问题。在一场公平的战斗之中,我不为中国人担心什么。但是,文明的危险甚至在于,在中国人准备战斗之前,外国列强的现行政策,可能会逼使中国人失去理智,“乱砍乱杀”。人类为了防止这样一种“乱砍乱杀”,能够做到的一切都应该尽力去做,如果不是为了人类的缘故,起码也应当为物质利益着想。欧美人民还不了解中国人眼下的痛苦状态。在如今的中国,甚至中产阶层,且不说更低下的阶层,都正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而外国的外交家们竟天真地以为,中国人民会平静地饿死——不仅付出实际破坏的代价,而且还会给现代殖民政治以荣誉,为它燃放炮竹。此外,如果西方民族想要抢劫中国人民,那就请公然地、明目张胆地来抢好了,就像最近在北部中国所干的那样。但是看在上帝和人类之爱的份上,千万不要将中国人民交到那些称之为金融家和资本家的现代欧洲高利贷者手中,任凭他们虐待。在此,我想指出,中国人民,甚至现在,为了和平的缘故,仍能牺牲一笔合情合理的赔款。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央政府必须有绝对的行动自由,比如,有命令每个总督和巡抚如实上交公款、否则提头来见的绝对权利。


我说过,中国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难题。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召开了威斯特发里亚会议,讨论像中国目前事变这样的、与文明利益攸关的问题。现在,我冒昧地请求,在现有的最后和约批准以前,也应当将它提交到这样一个会议来讨论,不仅要修改它,如果有必要,还应彻底改变整个条约。


国际法和外交学教授齐克尔(Bernard Chichele)先生在谈起威斯特发里亚和约时说道:


威斯特发里亚会议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如果你细加分析,一个和约,一般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它有外交家们称之为的一般性条款——宣告和平已经恢复并实行大赦。其次,它有消除战争起因、调节彼此抱怨的不平并防止它们死灰复燃的必要条款。这是实质性条款,谈判者必须做好,如果没有清晰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和约就是虚假的和不完满的。第三,它有交战中的强方所要求的赔款或补偿条款,以弥补强方长期受到的伤害和战争费用。最后,它还包括有关实施前述各项规定所必须预备的一些条款。


上文最初发表在《日本邮报》上,当时附带如下评价:我曾经表示过,要对列强在华的现行政策做一篇详尽的批评,现在,我所以失诺,主要鉴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因为我得知英国驻华当局,对我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并已正式抱怨总督阁下。自然,我也要有所收敛,免得总督阁下感到难堪。我不知道英国驻华当局的行为是否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但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公开提醒索尔兹伯理勋爵注意,去年夏天,我曾经给他的府邸拍过一个密码电报。


去年夏天形势最为严重的时期,上海报纸上刊登的电文说,总督正在汉口的外国租界操练军队。而来自上海衙门的电报则一致报告:英国舰队司令西摩尔在长江上已有图谋。果不其然,西摩尔司令正领军到沪。有个英国军官也在武昌周围窥探。这时候,一个外国领事馆派代表向我反复说明,让我提醒总督,防范英国的阴谋。我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个代表他的领事有点丧失理智。我把鲁特(Reuter)的电报拿给他看,其中,尊敬的布罗醉克先生说,试图管理中国领地的任何部分都是发疯。末了,南京的刘总督发来一个电报,深信我们正在“坐以待毙”。于是,彼此的恐惧加剧,大祸即将临头。我束手无策,感到绝望,因为我无法使我们的人民相信那些关于英国阴谋的报告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也不知道这些有害的电报是否已到索尔兹伯理勋爵那里。


正在这一危急关头,索尔兹伯理勋爵发来一个电报,主动提出要为总督打端王!!我立即发现一个消除紧张气氛的机会。总督当时正需要钱。我大胆地劝总督向索尔兹伯理勋爵要求一笔借款。那就是我的密电内容。我的目的,是要叫索尔兹伯理勋爵信任我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我知道在索尔兹伯理勋爵的担保下,香港和上海银行将欣然接受此项业务。我盼望这笔借款的成功会成为恢复彼此信任的手段。我有理由相信它能起到此种作用。遗憾的是,索尔兹伯理勋爵并未充分了解我那封密电的意图,还是把军队派到上海来了。我更遗憾地得知,通过半官方渠道获悉,索尔兹伯理勋爵感到失望,因为英国政府通过这笔借款,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我总以为长江流域的和平是值五十万两的,何况只是这样一笔数目的借款呢?


实在很抱歉,我在此介人了个人的因素。但鉴于英国在华当局的行为损害了我与总督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此,让索尔兹伯理勋爵及其英国人民,了解到我个人为维护长江流域的和平所做过的事,还是必要的。


我不再写关于时局评论的其他原因在于,我感到自己写这些东西,完全是在随意地给自己找不自在。同时,我还认为,以我在政府机关的卑微之职,去评论议和的细节,使正在进行和议的帝国高级官员感到为难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事情可以说还在审议之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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