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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经营强学会

来源:汗青网   作者:马勇   浏览人数 :6389   发表时间: 2015-10-2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提倡维新变法,同年,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创立了强学会。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万国公报》创刊。七月(9月),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组织北京强学会,推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以《万国公报》为机关刊物,易名为《中外纪闻》,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正式刊行。十月十一日(11月27日),上海强学会成立,机关刊物是《强学报》,冬月廿八日(1896年1月12日)创刊。十二月六日(1896年1月20日),清政府封禁北京强学会,十二月十一日(1月25日),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图为北京强学会旧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提倡维新变法,同年,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创立了强学会。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万国公报》创刊。七月(9月),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组织北京强学会,推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以《万国公报》为机关刊物,易名为《中外纪闻》,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正式刊行。十月十一日(11月27日),上海强学会成立,机关刊物是《强学报》,冬月廿八日(1896年1月12日)创刊。十二月六日(1896年1月20日),清政府封禁北京强学会,十二月十一日(1月25日),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图为北京强学会旧址


康有为来自那个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最具经商天赋,在其一生中,无论政治,还是学术,康有为都有办法转化成商业运作,都有办法筹措到足够资金。他的这个经营才能始终受到政敌攻击,也是他几次蒙难的一个重要缘由。但从今天立场看,康有为办任何公益事业、文化事业、政治事业,不靠政府的思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就历史顺序说,康有为登上政治舞台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那时,国内政治气氛发生重大转变,公开谈论国事,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已经不再是违规违纪的事情,高阶层官员、关心时局的知识人开始以维新为时髦,于是有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建立。

 

京沪强学会的成立主要因为公车上书失败,当然从外部环境说,也是因为清廷在甲午战后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适度开放了士大夫的政治空间。

 

士大夫要想发挥政治上的作用,当然应该联合起来,用传统中国的政治术语说叫“结党”,但这个活动总是与“营私”结合起来,结党在过去时代总是不被真正的士大夫看得起。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甲午战争这样的大事,士大夫无法继续置之度外。


早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就意识到士大夫团体力量的重要性,以为“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因此,欲改变社会风气,提升新一代知识人士气,就必须将这些知识人组织起来,“必合大群而后力厚”。合群非组织团体不可,而在外省组织团体,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结合士大夫及中高阶层开明官僚在京师组织则不然,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又因成立于京师为全国政治中心,还可以避免守旧官僚不必要的怀疑。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后,并没有急于离开京师,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户部郎中陈炽、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等人建议,留在京师筹划组织团体的事宜,他天天以“开会”之义号召于同志。这里的所谓“开会”,就是创办一个新的机构,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团体。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也“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


经过康梁等人反复宣传,明白此理的越来越多。在陈炽、沈曾植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三次“游宴”活动,就是现在聚餐筹款、筹组团体。或者类似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筹款宴会。


可能因为康有为政治企图太过明显,三次“游宴”并不成功。但经两个月宣传鼓吹,成立组织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已获得相当共识,他们逐渐相信组织团体、设立学会有益于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帝师翁同龢及孙家鼐等开始暗中支持这些活动。


18958月下旬,在年轻开明官僚陈炽热情串通下,康有为等人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等人雅聚,商谈筹组京师强学会。为壮大声势,争取当朝重臣支持以减少不必要麻烦,他们通过沈曾植找到军机大臣李鸿藻门生张孝谦参加。这一系列雅聚解决了京师强学会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为强学会筹资,参与者认捐,一举而得数千金,仅袁世凯一人就当场认捐五百金;二是推举陈炽为提调,负总责,推举张孝谦协助陈炽;三是推举康有为起草成立宣言。


资金到位后,他们在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安徽会馆即《万国公报》所在地设立强学会会址,每十日集会一次,轮流演讲,宣传维新思想。至此,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


189510月,强学会在琉璃厂成立了一家图书馆,除了接受捐赠图书、仪器外,还派麦孟华等去上海采购新书。


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计划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为中国持久发展准备人才资源。


为了这些事业,强学会在开办之初确实具有很强的经济色彩,他们不仅向官僚士大夫阶层劝捐,而且向各省督抚发函募捐。他们的劝说确实起到了作用,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从户部拨款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刘坤一也各捐五千金,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也纷纷捐款。在这种爱国、维新气氛下,李鸿章深受感染,主动认捐两千金,但遭到了强学会主事诸公拒绝,弄得李鸿章很没有面子。


英美公使向强学会捐助一批图书和仪器;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也给予热情支持。英美在华外交官、传教士与强学会保持紧密联系,希望强学会能够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


参加强学会的人流品比较复杂,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等,属于积极的维新人物;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为维新同盟者,但他们具有浓厚的帝党背景,总想着将强学会办成一种可利用的政治力量。在他们背后,还有帝师翁同和的影子。强学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想与皇帝周边的人物密切往还,因为他们都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当然希望皇权中心的支持和回应。


强学会内部第三股力量为开明的中下层年轻官僚,他们对现实政治不满,期望改革,他们中也有人希望通过改革,剑出偏峰,展露头脚,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因而他们的加入也具有某些投机成分。代表人物有张孝谦、丁立钧、褚成博、张仲炘、袁世凯、徐世昌等。


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宣言,激励不少新知识人和开明官僚加入强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许多读者在阅读这份宣言时,情不自禁地“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


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宣言却在强学会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张孝谦、丁立钧等人对序中激烈言词持反对态度,忧虑这些言词可能会引火烧身。据康有为事后回忆,“丁、张畏谨,数议未定,吾欲事成,亦迂回而从之。”


在康有为等人鼓吹活动下,强学会获得了迅猛发展,短短时间,朝士云集,军机处、总理衙门、都察院、翰林院等部院均有人参加。强学会差不多办成了议院,其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影响的扩大是好事,也是坏事。大学士徐桐、监察御史褚成博等人就一再扬言弹劾康有为,吓得陈炽、沈曾植等主事者不得不敦促康有为从大局着想,从长计议,于1011日仓促离开北京,以保全京师强学会。


康有为离开后,强学会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陈炽等人。但过了不久,却变成了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四人为总董,而以张孝谦主其事。张孝谦为人“故反覆”,做事也不太靠谱,他只是凭借与李鸿藻特殊关系,便“意见重,气焰大”,“以局为其局”,将强学会看作自家的私有财产和自己的政治资本,联合丁立钧排斥陈炽、沈曾植等。


屋漏偏逢连阴雨。强学会内部矛盾正在激化,监察御史杨崇伊就在1896120日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廷给予查封。


收到杨崇伊奏折后,光绪帝即以原奏示诸军机大臣咨询意见,由于强学会章程中规定不许满洲人入会,早已引起满洲大臣恶感。后经步军统领衙门调查,22日宣布查封。京师强学会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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