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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的休闲时光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永加   浏览人数 :751   发表时间: 2017-05-02

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展现了当年士大夫们休闲娱乐的场景。


宋代假期超120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社会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以及“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宋代文人有极高的待遇。他们中间很多就是艺术家,不仅擅长诗词歌赋,而且精通绘画、音乐、书法,成就斐然。文人们即使在朝为官,也并不全是整日追逐财富与名利,心中依然向往自然,留恋山水,这大大地活跃了宋代的社会生活。


宋代不仅重视文人墨客的考选,也重视他们的待遇和假日诉求。到了宋代中期,经过几次涨工资,官员们的待遇大幅提升。而且宋代的假期也非常充裕,公假包括节假、旬假、国忌假、外官上任假、朝假等;私假有婚嫁假、丧假、病假、探亲假、私祭假等。元日、冬至、寒食三节各放假7,夏至、端午各放假3天和1天,就连皇帝的生日都放假。宋代官员们全年假期包括旬假,超过了120天。这么多的假期,也给了本来生活待遇优厚的士大夫们更多的休闲时光。


另外,宋朝还规定,官员可在70岁后退休并享有一定的照顾,于是许多官员往往提前一段时间向朝廷提出致仕(即退休)要求。致仕后的士大夫们有了更多的闲暇从事休闲活动。


宋朝对士大夫的休闲活动非但不干涉,还加以鼓励,给予时间和待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使得宋代士大夫的休闲之风长盛不衰,“一时人士,相率以成风尚者,章蘸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轻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倦”


再加上宋代经济快速发展,市民生活繁荣,也给宋人的休闲提供了很好的场地。当时,宋代最发达的城市汴京(今开封)、洛阳、临安(今杭州)等,都有茶楼酒肆、勾栏瓦肆以及各类园林休闲场所,供各阶层的民众休闲娱乐。在《东京梦华录》中随处可见对当时遍布城市的酒楼茶肆的记载:“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闻如此。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宣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奶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


除此之外,汴京还有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马行街、寺东门街巷、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等商业聚集地。据资料统计,在汴京城内著名的酒楼有樊楼、会仙酒楼、潘家酒楼等,都是闻名的供人休闲之地。最著名的樊楼,后又改名为丰乐楼,在宣和年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许多达官贵人们可以在这里宴饮、会客。


宋代的一些城市还建有园林,这些城市园林主要分为皇家园林、公共园林和私家园林三类。皇家园林主要是指琼林苑、宣春苑、玉津园、瑞盛园等,主要面向皇帝和宗室开放,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在特定时间也对普通官员开放。公共园林则向全社会各阶层开放,著名的有汴京金明池、临安西湖等。汴京城私家园林数量众多,遍及城内外。有的私家园林在某些时候也对外开放,在《梦粱录》中就提到“内侍蒋苑使住宅侧筑一圃……每岁春月,放人游玩”,这样就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休闲空间,人们在这里吟诗抚琴,作画写书法。


宋代的王明清在《挥尘后录》载:大文豪苏轼“春时每遇休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亭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罢,列烛以归。城内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盛事也。”可见苏轼对休闲娱乐的影响。


范仲淹欧阳修闲暇时弹琴


宋代士大夫的休闲活动,还体现在琴棋书画的艺术享受中。在宋代,会弹琴的仕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范仲淹和欧阳修二人,他们不仅喜好弹琴,还提出了自己的弹琴理念。陆游《老学庵记》载,范仲淹喜弹琴,可是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时人谓之“范履霜”;欧阳修也喜好弹琴,尤其喜欢弹奏《流水》,他在自己的《三琴记》中说:“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费忘,独《流水》一曲梦寝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可见,弹琴是他们的一种休闲方式。


宋代的不少典籍也记载了当时士大夫们弹琴时的美好时光。宋人丁傅靖在《宋人轶事备编》中记载:宋人周密曾回忆,“往时余游紫霞翁(杨缵)之门。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诣,自制曲数百解,皆平淡清越,灏然太古之遗音也。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楼,调手制素琴,新制玉树、琼林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插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笑语竟夕不休,犹往日事。”


除了弹琴,据史载,宋代善棋艺的士大夫也很多,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梅尧臣、程颢、宗泽、陆九渊、文天祥等人。在宴饮上,棋类游戏也占了一席之地。


书法绘画一直是宋代文人们钟爱的休闲方式,两宋时期,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对书画喜爱有加。因此,两宋时期,书法名家辈出,北宋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法四大家,南宋的陆游、朱熹、范成大、张孝祥被称为“中兴书法四大家”。


当然,最令士大夫们熟悉的还是读书、品茗以及收藏等休闲方式。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文人墨客靠着读书科举成就自己的事业,而在业余时间,读书也成为一种风尚。据《宋史》载,宋代仕宦中,好读书的极多,曾任户部尚书员外郎的胡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几听之不少辍”。曾任宋太常博士的洪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另外,对于书画、青铜古玩的收藏,也是宋代士大夫们的休闲爱好。他们通过收藏观摩书画金石青铜古玩,或在古物中作历史探幽,追慕古之贤人,或从中模仿学习书画艺术,在书画古玩中体会悠闲心情,从而得到假日乐趣。


苏轼取消扬州万花会


宋代士大夫在积极参与他们喜爱的休闲活动同时,也会对一些不太好的休闲活动产生影响,这都与他们严格修身、律己正人有关。


相扑本是北宋时期很流行的休闲竞技项目,观看此项目也是很多士大夫们的爱好。皇宫内的娱乐演出时也会安排相扑,并且作为最后一个压台出场节目。相扑手身穿短袖无领的衣服,袒胸露腹,女选手也不例外,在士大夫眼里,女子这样的装扮自然是有伤风化。


有一年上元节,女相扑手在宣德门外表演相扑,当时任御史的司马光看到了。他立即给皇帝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要求将这样的活动取消:“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人等,令各进技艺,赐予银绢,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司马光反对此项休闲活动,正是基于这项活动对社会风化有不良影响,作为以儒家修身理念自律的官吏,自然对这样的活动不会等闲视之。


宋人对花草尤感兴趣,洛阳牡丹、扬州芍药齐名天下。洛阳人爱牡丹,洛阳有牡丹万花会。后来扬州的主政者,也仿效洛阳之例,办起了芍药万花会,并且形成了惯例。苏轼到扬州任知府后,按照惯例也该举办芍药万花会。不过他了解举办一次万花会,需费芍药十余万朵,名为与民同乐、举城同庆,其实是长官意志,劳民伤财。


苏轼并不是不喜欢扬州芍药。他在《东坡志林》中说:“扬州芍药为天下冠。”他之所以反对万花会,是因为它严重侵害百姓利益。他针对当时的一些非议,在给友人王定国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于梁栋柱,悉以竹筒贮水,插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扬州产芍药,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人颇病之。元七年,东坡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作书报王定国曰:‘花会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因此,苏轼毫不犹豫地就废除了万花会。


也有一些有责任心的官员通过举办休闲活动,来实现募集资金的目的。范仲淹上任杭州太守时,江浙一带正发生灾荒,他看到杭州灾民饥寒交迫,心里很不平静。为赈济灾民,他想杭州山水秀美,古庙名寺荟萃,何不利用它开办娱乐游玩活动呢?于是,他就在西湖举办了划船比赛,并号召官民出游。划船比赛开始时,他带头助兴,使这一活动由春至夏持续数月之久,官府收入了一大笔钱,范仲淹就用这笔收入来赈济灾民。范仲淹以爱民之心,倡导鼓励休闲旅游活动,解决灾荒问题,其做法与苏轼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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