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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操守、勇气——康熙朝儒臣陈瑸

来源:汗青网   作者:龙鸣   浏览人数 :1128   发表时间: 2016-05-25

文史学者张宏杰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二期发文《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中国人性格的历史》,一气读完,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处于上游的中国人性格的确雍容大度,自信心很强。但是作者对处于下游的明清时期的中国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并进一步断言:“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似的生活方式。”作者使用全称判断把清代官员全部否定了。笔者设想,作者在否定明清500年诗坛时,留下一个纳兰性德。那么,在否定清代儒臣时,是否应该留下一个陈瑸呢?纵观陈瑸一生,可以发现他不懦弱,有操守,在其官宦生涯中一直表现的很有勇气。

 

张文在肯定上游的中国人有志向、操守和勇气时,引征孔孟二子的“志”、“仁”、“勇”等概念为根据,我也用这几个概念来衡量一下陈瑸。

 

陈瑸(1656——1718)是清康熙年间著名清官,出仕后做过古田、台湾县令、刑部、兵部主事、四川学政、台厦兵备道和湖南巡抚等职,最后死于福建巡抚任上,谥清端。盖棺论定,他的志向、操守和勇气都不缺乏。

 

陈瑸幼年时“矢志不在温饱”,而要“志于道”“志于仁”“学儒者之学,行浮屠之行”“儒者之学”的核心是仁爱,“浮屠之行”的根本是仁慈。儒家主张修炼一个有志向的人要层层递进,“修身”是起点,以后不断扩大仁爱的范围,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志向的本质是“博施济众”。志向大,是要“济”更多的众人,志向远,是长远地“济”众。人们常说志向远大,是从空间和时间说明为众人服务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康熙三十三年,雷州遭遇台风,海水冲破堤防淹没庄稼,雷州半岛“家家悬馨,处处石田,村落丘墟,人愁菜色。”入仕以前的陈瑸极力敦促官府主持修堤。然而,“虽极力呼号,而彼且若罔闻”(陈瑸《上刘府尊书》)。面对官府的冷漠,陈瑸以一介书生之力,号召乡亲捐款,雇役修筑堤岸二百余丈。雷阳举人陈元起对他的评价是:“乐善好施,罕与伦比;恤灾救患,极其笃诚”(丁宗洛《陈清端公年谱》)

 

为了保证达到自己设立的志向目标,必须约束自己的欲望,物质享受让位于精神追求。除了遵守做人的一般规范,还要达到更高的标准,这些标准就是操守。志向远大和高尚情操紧密相联,追求志向必然要有操守保证,有操守者必有远大志向。操守是志向的保障,志向是操守的动力。对一个古代社会的官员来说,其操守主要有这样几点:清廉自守、清贫节俭、束己利他。

 

陈瑸在清廉自守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有句名言行世:“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高尚的操守必然受到利益的挑战、潜规则的协迫和其他污泥浊水的包围。要守住有一定难度,许多人坏了操守,就是从“取一钱”之类的小事开始的。陈瑸认为,“妄取一钱”即坏了操守,由清变贪,本质已变。非分之钱对人品格的腐蚀,没有量的区别,只有质的差异。这说明操守是一种高尚的境界,也是一种容易失去的境界,必须设置一个明确的底线,并且要勇敢地坚守,毫厘不让。所以,操守经常表现为拒绝,时人评价陈瑸,经常有“绝苞苴,杜请托”之类的语言。说明陈瑸一生能够清廉自守,伴随着数不清的拒绝。在这些拒绝中,必然包括对物质享受的拒绝,这就表现为清贫节俭。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物质财富相对馈乏的农耕社会,“义”与“富贵”往往不可兼得。有操守的官员就要选择清贫节俭。特别是手握重权,有享受的条件还能坚持清贫节俭,就达到一种高尚的境界。

 

陈瑸一生节俭,不管是做守土一方的县令,还是做封疆大吏的巡抚,都节俭如一,一生不变。他饮食清淡,食不兼味。令官厨买菜,只捡青菜。偶尔改善生活不过与老仆分食一只盐蛋。《国史列传》这样概括他的一生:性清介简静,私居常御布素,食无兼味。”在台湾任上,公务繁忙,每天早上食几粒桂园肉充饥,一直忙到中午才用简单的午餐。赴湖南巡抚任,“衣冠俭素;马后老仆三人,负敝簏以从”,僚属去边界迎接竟然没有认出来。陈瑸临终时只有一领旧袍子盖在身上。据《福建通志》记载:“当属纩,一绨袍,覆以布衾而已。属员入视,莫不感涕。民有相向哭于途者。”如果说陈瑸早年生活贫困是生活的自然状态,为官的清贫就是对自己严格的约束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平生赋性不犹人,纵到为官依旧贫”。后来到台湾做台厦兵备道,每年收入有银子三万两,他的生活清贫依旧。所以,操守经常表现为束己甚至损己,这个“己”不光是自己,有时还要包括家人和朋友。

在古代社会,当官意味着带领全家过上优裕的生活。陈瑸做官,却立志“誓不寄银回家!”他给儿子的信中把原因写得很清楚:“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陈瑸的乡邻任重跟随去台湾做杂役,不光生活清苦,而且约束极严:“官厨惟进瓜蔬:凡日用米薪、蔬菜等项俱发现银,照价平买。不许买办赊取一物,短少分厘。”假如任重有跟着陈瑸有发财享受的想法,断然不能实现。清苦生活陈瑸可以“恬然处之”,在别人看来“皆人情所万不能堪者”(乾隆四年,粤抚王安国《请祀乡贤呈》)。可以想像任重因此对陈瑸的不满。陈瑸结束台湾令任期去北京做官,舟出鹿耳门遇到大风发作,波浪滔天,船差点沉了。发不了财,还差点丢了性命,任重终于忍无可忍,上了岸便含怒而别。陈瑸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任重兄于正月十八自厦门含怒归去,此等样人皆为银钱起见。”(邓碧泉《陈瑸诗文集》)

 

陈瑸初仕古田,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吏胥。所谓吏,即负责抄写的文秘,胥即捕快等跑腿办差者。过去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都是三年一任(清代平均不足两年),吏胥却是历久而不换,甚至兄终弟及,父死子替。吏胥的职责是代替官员催征赋税、摊粮派款。这种事“好人干不了”,只有社会上奸猾狡黠之徒才能胜任。他们聚集起来,有权有势,又没有人能监督。日夜谋划如何从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在“素称难治”的福建古田,弊政重重,其中最显著的便是吏胥之害——蠹书蠹役太多。他们“盘踞衙门,最为民害”。清朝初年,古田料理六房公务正式书办只有14名,朝廷按册发饷。后来这个群体自我膨胀,增至28名、56名。陈瑸上任时,古田吏胥竟然有158名之多。这种情况在全国极为普遍,王学泰在《吏胥之害》一文中说:“到了明清两代,吏胥成了衙门的主体,人数日增。”陈瑸在给上司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差役下乡,分路搜索如捕大狱,宁不骚扰!况由乡至县、由县至省,铁炼成群,儿啼妇哭,保无因饥寒困窘而颠踣于道路者乎?此其大害在民财、兼在民命。”“一正差俱带白役数人为爪牙,并轿夫随丁至十数人不等,通共有数百辈。分乡分路,四处骚扰,所过鸡豚一空”(《古田县条陈八事》)

 

一个外来的官面对这些长久盘踞衙门的吏,必须亮明自己的立场,毫无选择的余地。许多贪官与污吏合流,如清人方俊颐所说:“且有不肖守令,恃鹰犬为爪牙,倚虎狼为心膂,以遂其雉蚕食鲸吞之计,而济其婪脏黩货之贪。”陈瑸不作此项选择,如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也不符合他的志向操守。亲眼看着百姓财命不保,儿啼妇哭,他所奉行的“儒家之学”就是假仁义,追求的“浮屠之行”就是假慈悲。他的所谓清廉自守、清贫节俭、束己利他的操守也就毫无价值。这样,陈瑸就真的符合张宏杰先生对清代官员的判词:“麻木”、“懦弱”。这说明,一个有志向、有操守的人,还必须有勇气。

 

值得佩服的是,陈瑸不光对百姓苦处“知之最真,言之倍痛”,而且有救民于水火的智慧和勇气。陈瑸的勇气,来自志向和操守。如果没有“为生民立命”的追求,就会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如果有私心杂念,不光不能征服舆情,失去利益者更要寻隙反抗。底气甚足的陈瑸下决心裁汰冗员,他上靠朝廷威权,下靠民众支持,举行了一场公开召聘吏胥的考试。“考验通晓文移及写字端楷者,留存七八十名,开造姓名年貌,都图住址,详请批夺存案,永绝后弊。余则尽数汰裁,令其归农当差”(陈瑸《古田县条陈八事》)。这种办法使水平差的差役和“白役”无理由反对,一个危害甚烈的暴力集团被和平解散,进入“正册”的吏胥则被置于严格的管束之中,多年的弊政得以消除,为其他的革新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这次人事改革革掉的是不法吏胥的好处,在台湾革除官庄则革掉了台湾官僚集团的利益,其难度更大,也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与考验。

 

所谓官庄,是指康熙年间文武官员在台湾任上所创置的产业。陈文达的《台湾县志·艺文志》收录的季麟光《再陈台湾事宜文》记载,台湾在郑氏时代已垦辟了大量田土,他出任诸罗首任知县时,“将军以下,复取伪文武伪业,或托招佃之名,或借垦荒之号,另设管事照旧收租。”这段话说明了官庄起码有两个来源,一是收复台湾的将军接收郑氏集团文武官员的田产;二是官员自己招佃垦殖。陈瑸也认为台湾官庄系“荡平之初,土广人稀,版籍未定,文武官家身念重,各招佃垦种,为衣租食税之计。”官庄设立之初,对稳定大乱初治时治台官员队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朝廷饷银俸禄跟不上,只好自己想办法。这些官庄里有田园、有牛磨、有鱼池、有蔗车。可以征收粟、面、鱼、青白糖、芝麻等财物,是一些物产丰富的私人庄园。台湾当时有多少座官庄?刘良璧的《重修福建台湾府志》8《户役·官庄》记载,康熙年间台湾府共有官庄125所,年征财物折合白银30739两多。

 

陈瑸做台厦兵备道时有官庄三所:“据台湾县造报县属各官庄处所清册,内开一将军侯施官庄一所,坐落大穆降庄,其管事王兴等由。又据凤山县造报各里官庄清册,内开本道官庄一所,坐落仁寿里,管事陈毛等由。又据诸罗县造报文武官庄简明清册,内开本道官庄一所,坐落安定里,管事张惜等由。”(陈瑸《台厦道革除官庄详稿》)时人在褒扬陈瑸的话语中经常有“捐俸”一项。康熙评价陈瑸时也说:“前任台湾道任内,伊所应得银三万两并未入己。”这说明社会和朝廷都认可这笔钱是官庄所有者的“应得银”。但是陈瑸认为在笔钱在“非分”之列而“悉屏之”。如果说官庄设立之初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到后来,官匪勾结“影占肥美,恣意蚕食”,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成为危害台湾社会的一大公害。

 

陈瑸对台湾官员有过这样的评价:“大抵官闽文武人员,皆以台为奇货可居之地也。官台地者,延捱时日、指望迁转,绝不以地方利害介怀” (陈瑸《请禁贩米出海禀督院启》)从这些人的角度看,官庄的确有存在的理由。首先,与大陆的官员比,台湾官员不光条件相对艰苦,更重要的是收刮钱财的机会少。与陈瑸同时在台湾做官的知府周元文拥有二十二所官庄,他的话恐怕颇能代表台湾官员群体,他不无羡慕地说:“盖内郡之为守者,有馈遗之礼、有羡余之奉、有火耗之入,足以给日用而有余”(周元文《捐置本府庄田碑记》)。而新辟台湾只有一府三县,征赋无几,官员没机会收取火耗,之所以还能“屏馈遗、除杂派”,循谨奉法,就全靠官庄了。否则“将何藉以养其廉乎?”其次,开台时期,台厦道周昌、知府蒋毓英捐俸建学,为后任官员所效仿,一时间台湾捐俸建学蔚成风气。当时台厦道和台湾知府的俸银只有62两多一点,遇润加薪也不到70两,属下小官只能更少。而他们“捐俸”动辄数百上千,几乎全部出自官庄。如果说第一个理由“堂皇”,第二个理由简直有些“高尚”。除此以外,官员们还可能提出许多“正当”理由,比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孙,“岁时伏腊宾朋交际之需”等。这些理由在当时社会具有雄厚的伦理道德基础。除了这些讲得出的理由,还有讲不清的。拥有官庄的还有“取伪文武伪业”的将军,把这些大爷惹火了,恐怕有生命之虞,“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面对这些理由,陈瑸如果经常“三思”,就会多些犹豫;如果多些世故,就会多些忍让;如果多些圆滑,就会产生妥协。明哲保身是一般官员的自然选择,但这是“利己”而决非“利他”,与陈瑸“志于仁”的理想完全不合。陈瑸肯定也感觉到了这种威胁,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某一介寒微,由邑令而至监司,荣宠可谓已极;只身东渡,誓将以一死报国。”(陈瑸《请禁贩米出海禀督院启》)陈瑸思考问题走的是另外一条思想路线,他所关注的是官庄的危害。在这些危害面前,上述理由全属虚妄。都是无关百姓痛痒的自我安慰、自我吹嘘和自我陶醉。

 

陈瑸说官庄“利在官而害实在民”。考虑“利”是官员立场,盯住“害”是民众立场。陈瑸站在民众立场上,看到官庄起码有十大危害:“小民终岁耕耘,收获几何?已完国课、又纳官租,层层括取:害一。既纳官租,即名官佃;滥免差徭,偏累贪户单丁:害二。狐假虎威,牢关固穴,有司不得过问:害三。窝贼、窝赌,匪类潜藏:害四。影占肥美,恣意蚕食:害五。兴争构讼,累月经年:害六。管事甲头人等武断乡曲:害七。每岁青黄不接之月,本地方正苦乏食,而官租公运出港,米价日增:害八。商船乘机偷贩,或接济海洋亦所必有:害九。官官相为,宪禁不行:害十。”(陈瑸《台厦道革除官庄详稿》)

 

十大危害中,害一损害官庄内的百姓,害二、害五损害官庄外的百姓。这几害足以让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害三、害十破坏国家法度,使官庄成为国中之国;害四、六、七是藏污纳垢、蓄积罪恶、制造事端,破坏社会治安;害八、九破坏市场公平。十大害相互影响,交织发酵,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对民众危害严重。除此以外,陈瑸还提到赋税让官庄收取,已经影响到“台澎水陆各营官兵俸饷”,守军无粮饷,不光无法应敌,自己也会乱,这就危害到国家安全了。有此十数大害,使官庄成为台湾社会肌体上的一只毒瘤。对有“守土之责”的陈瑸的志向与操守提出严峻的挑战。

 

陈瑸对官庄的处理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第一,主动申报,所征财产收贮官库:“本道衙门各庄,自本道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履任后,据各庄管事造到手册,已经自行呈报在先,其历年变卖各租银两,俱发台湾府库收贮,节次报明在案。”其次,把官庄收入全部捐出去。用来整修道、府、县衙署、明伦堂和仓廒等公共建筑,并扩修府学宫、建设朱子祠、修筑文庙、修筑启圣祠、盖教官斋舍等文化设施。整个过程“无动公帑,无役民夫”“不费民财民力”。第三,革除官庄。

 

如果有牺牲个人和亲人利益,具有廉洁奉公、清白自守的勇气,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包括许多调子非常高的人败在这一点上;如果敢于挑战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具有革除社会制度弊端的勇气,就是一个有社会理想的政治家,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简直廖若晨星;如果能为了政治理想置生死于度外,具有九死而不悔的勇气,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了。这正是陈瑸对自己的期许:“体全用备,处则德足以重其乡,出则道有以济其物,风俗以厚,治化以隆,其卓然为一代之伟人也必矣。”(《古田县重修圣庙碑记》)

 

连横的《台湾通史·田赋志·官庄》记载:“初,施琅克台之后,以台地肥沃,土旷人稀,奏设官庄,召民开垦,按其所入,以助经费。康熙四十九年,兵备道陈以其有弊,奏请废止,其款入官。”陈瑸的善政起码换来台湾十年的太平,陈瑸离开台湾十年后,台湾人民不堪官府苛政,在朱一贵率领下造反,台湾大乱。可见,如果为了一已私利或集团利益掌权,其消极者往往表现为怠政或渎职,不关心人民死活。其积极者就会施行暴政,到民众家里去抢去夺,为达到其罪恶目的,甚至不惜把人民往死里整。只有那些有济众为民理想的人执政才能施行仁政。

 

当历史不断重演的时候,人们才能体会到连横在史书上的这一笔简单的记载包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内容。陈瑸可以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反叛者,他从堡垒内部发力,攻破了这座坚固的城池。如果民众不堪压榨奋起反抗会怎么样?一定会激起国家机器的疯狂镇压,以所谓平叛的理由杀得无辜小民血流成河,用国家强权掩盖贪官污吏的罪恶。

 

志向、操守和勇气是构成人性的重要元素。有了这些元素,陈瑸就有了处于上游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象:有了“先勇力,忘生轻死”的秦人气概,有了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浩然之气。就与处于下游的沉溺于皮肤滥淫,“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选择了动物似的生存方式”的清代儒臣有了根本的区别。

 

可是,我们还能期待这样一个有志向、有操守、有勇气、有能力的人出现吗?张宏杰先生只所以全盘否定清代儒臣,是因为陈瑸似得人物数量太少,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陈瑸留下的精神财富的价值不可低估,他在历史中的偶然闪光,现在看上去还亮得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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