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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古书韵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闫岩   浏览人数 :857   发表时间: 2017-04-25

1 明朝书市在内城


作为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古都,北京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集中地,他们聚集于此,书市也就应运而生。而北京书市的变迁源流,有资料可考者,远在明代。


据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记载,“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明朝皇城的正南门,今天安门广场南端)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岁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朔、望并下瀚则徙于城隍庙中。”由此可见,当时的书市主要集中在内城,前门内、灯市(东华门以东,明万历年间的天府志》称,“元宵日结灯,货于东安门外,曰灯市”)以及西城都城隍庙一带。


明朝中后期,书市开始往城南迁移。《萃雅楼》记载明嘉靖年间,北京顺天府宛平县有两人在西河沿开了一家书铺,这家书店经营有道,收书的时候有三不买:“低货不买,假货不买,来历不明之货不买”,卖书的时候有三不卖:“太贱不卖,太贵不卖,买主信不过不卖”。


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城而治。南城成为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官员、文人和科考举子们的聚居之地,会馆、试馆云集宣南一带。北京的书市也迁至南城广安门内的慈仁寺(即今天的报国寺)内。自书市移到报国寺后,居住于宣南的文人学士都喜欢到此游玩,王士禛、翁方纲的诗文中对此多有记述。


王士禛于顺治年间赴京应试时,就曾寓居于此。康熙五年(1666年)后,王士禛一直居京为官,他的一大消遣就是慈仁寺淘书。王士禛曾在《香祖笔记》中说,他自己做官二十余载,所得俸钱,几乎都买了书。有一年冬日,他过慈仁寺,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想买却没买,等第二天一大早再去,已经被他人买走了,回来后,王士禛郁郁不欢,居然因此得病,十多天才好。


孔尚任有《庙寻王士祯》一诗,诗云:“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庙里寻”。诗的意思是讲,自从王士禛入居要职,见一面不容易,要想见他只能到慈仁寺。


当时,琉璃厂的书市,并没有太大规模,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说:“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西河沿,余惟琉璃厂间有之,而不多见。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发生地震,慈仁寺被毁,书肆、古玩迁至琉璃厂,琉璃厂文化街开始形成。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慈仁寺得以重修,不过书市不再。


2 清康熙时琉璃厂渐成书市


琉璃厂也正是因为报国寺书市的迁入,凭借琳琅满目的古书和古玩,书写出一部独特的历史。


辽代时,琉璃厂一带属于京城东郊,是“燕下乡之海王村”,金代称为海王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营缮司在琉璃厂工地监督施工时,发掘出辽代御史大夫李内贞的墓,碑文:“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始知此地为辽代的海王村。


元代时,此地就建有琉璃厂。据《琉璃厂沿革考》一文,“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工到西山来取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送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


明代永乐年间,北京城再次扩建,并营建紫禁城、西苑、景山等宫苑,工程浩大,因此当时北京城有五处规模较大的工地:台基厂、神木厂、大木厂、琉璃厂、黑窑厂。


清初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而琉璃厂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住在附近,再加上大批学子进京赶考也都聚集于此,自然需要大量的“参考书籍”和必用的“文房四宝”。康熙年间,窑厂监督汪文柏奏请朝廷,于琉璃窑前的空地建筑房舍,招商承租,于是各地的书商纷纷在这里设摊,再加上从护国寺迁来的书商及古玩商,琉璃厂逐渐形成京城较大规模的书市。


琉璃厂书市真正繁荣,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有关。当时,朝廷责令各省巡抚广采当地藏书家之书进纳,并大力搜寻流散于民间的重要典籍汇集京都。同时还征调了文人学士2000余人进京参与编修工作,这些人员大都住在宣武门外,他们为了考证典故,详列书目,常到琉璃厂访求自己所需图书,于是各地书贾纷纷携带珍本、善本书籍来琉璃厂推销售卖,使琉璃厂成为广集天下图书之所在。《清稗类钞》云:“京师琉璃厂为古董书画荟萃之地,至乾隆时而始繁盛,书肆最多,终岁启扉,间亦有古董书画之店。”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说四库全书之后琉璃厂书市才开始兴起,此前琉璃厂的书市其实已经颇具规模。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五月,李文藻至北京谒选,他在北京居留五个月,其间频繁到琉璃厂书市购书和借钞书籍。后来离开北京赴广东恩平知县途中,撰成《琉璃厂书肆记》一文,将琉璃厂众多书肆名号、店主及其售书来源做了介绍。这篇文章也成为研究琉璃厂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有趣的是,说起李文藻和他的这本书,还有一段轶事。话说纪晓岚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后,因才华出众,受到乾隆帝的重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由于纪晓岚耍小聪明给犯法将被查抄的亲家通风报信,惹怒乾隆,纪晓岚被发配到乌鲁木齐充军。两年后,纪晓岚被召回,在北京等候乾隆的召见。


在等待的过程中,他读了李文藻(李文藻是纪晓岚的门生)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得知李文藻于几年前在琉璃厂的声遥堂书店买到一本《广东新语》后就被提拔升官了(《琉璃厂书肆记》记载:“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完之书。予从其中买数种,适有《广东新语》,或选恩平之兆也”),纪晓岚看了之后,也打算亲自去声遥堂看看。


纪晓岚穿着普通的服饰来到声遥堂,掌柜的客气地随他挑书。纪晓岚和掌柜的闲聊,问他前几年是不是有位进士来这儿买走《广东新语》后就升官了?掌柜的告诉纪晓岚,上这儿买书的文人学士不少,有不少人做了官。


纪晓岚选了几部书,故意说没带钱,想给店铺写几个字,留个记号。掌柜拿来纸和笔,并让徒弟研墨。墨研好了,纪晓岚拿起大笔一挥,“声遥堂”三个大字一气呵成。他又换了支小笔,落款:“纪晓岚”


掌柜的一见,先惊后喜,连忙作揖致谢,赶紧找琉璃厂的刻匾名匠,制作了一块金字牌匾,并悄悄摘下原匾,挂上纪昀题写的新匾。不久之后纪晓岚果然复官,还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当上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当然,这则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足以说明当时琉璃厂书市已经极具规模,而且口碑颇高。


3 享誉京师的二酉堂


随着《四库全书》编纂的启动,乾隆时期,琉璃厂附近居住了大批学者、文人。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就在不远处的虎坊桥一带(珠市口西大街24号,至今尚存纪晓岚故居)。此外,著名诗人龚自珍曾寓居南横街;著名戏曲家李渔也在琉璃厂附近的韩家潭营建一座庭园,取名“芥子园”。因琉璃厂紧邻前三门大街,交通便利,很多外地进京的官员、商贾也都把同乡会馆修建于此。米市胡同内有南海、宁乡、德州会馆;上斜街有中州祠(河南会馆)、东莞、番禺会馆……琉璃厂附近的各省、州、县的会馆,占全北京会馆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这些也促进了琉璃厂书市的繁荣。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李文藻写下《琉璃厂书肆记》,他记录了声遥堂、二酉堂等30余家书肆名称。140余年后的民国初年,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缪荃孙(1841——1919年),在游历琉璃厂后,写下了《琉璃厂书肆后记》。他把当前琉璃厂的书肆情况与李文藻时的书肆作了对比。除二酉堂、聚星堂外,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文中的书肆名大多早已不存,换了新的店家。两年后,缪荃孙再次来到琉璃厂,他发现“旧肆存者寥寥晨星,有没世者,有歇业者,有易主者,而继起者亦甚众”。缪荃孙复作“附录”一文,记录所见书肆三十余家。琉璃厂知名书商孙殿起在《琉璃厂书肆三记》中记载,民国时期,琉璃厂的书肆达到两百余家。


在这些老书肆中,二酉堂值得说一说。它是一家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书肆。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不过,非常奇怪的是,关于它的记载非常少。光绪年间的进士叶德辉在《都门书肆之今昔》中记载,“惟二酉堂岿然独存,据其同贸人云,肆址犹前明故处,而主人则屡易姓矣。”


书店主人屡次更换,却依然能长存,不得不说是件奇事。虽然记载不详,但二酉堂的名号却是享誉京师。如今,北京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中,很多人对二酉堂多少有些印象。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二回写到主人公“我”慕名前往京师琉璃厂,“走到一家老二酉书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顺着脚走了进去”。


后来,二酉堂迁到东打磨厂,上世纪五十年代,二酉堂并入了新华书店。


4 勤奋书商成为一代学者


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最生动的是对书商老板的描写,“书铺之中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文中的老韦,不但卖书,而且读书,他“尝劝书昌(周永年)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书昌亦心折之。”


实际上,在当时,书店的兴衰与老板自身的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的旧书界,有两个传奇的人物:一个是来薰阁的陈济川,他一心一意把古旧书生意做大做强;另一个是通学斋的孙殿起,他在把古旧书生意做好的同时,还把精力投注于编书撰文上,他编撰的《琉璃厂小志》等书籍是研究琉璃厂历史的重要资料。


孙殿起(1894——1958年)是河北冀县(今属衡水市)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业农的家庭,年少时来到北京讨生活,最开始在琉璃厂旧书商人郭长林门下学生意,又先后在琉璃厂其他旧书店打工。孙殿起虽然没什么学历,但特别勤奋,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们谈生意时,孙殿起就留心听,注意什么是原本、翻本,什么是单行本、丛书本、初印本和后印本。待顾客走后,他从书架上找出书来,对照比较,藉以熟悉版本。久而久之,他对于官私刻本的异同,成书年代的远近,纸质墨迹的优劣,以致书籍内容、作者生平、传世多寡、价格贵贱等,也就能够基本掌握。孙殿起凭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在古书业中逐渐崭露头角,他是当年琉璃厂古书业中月薪最高的伙计,大洋六元。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伙计月薪超过三元者。


1919年他结识著名藏书家、学者伦明(1875-1944年),伦明对其在古籍版本目录方面的学识和人品皆非常赞赏,两人遂合资在琉璃厂开设通学斋书店。此后的时间,孙殿起埋头于古籍群书之间,视野不断扩大,学业也不断长进,后来孙殿起不仅精通目录学,而且还具备了丰富的鉴别版本的经验,常为郑振铎、陈垣等著名学者收书。他贩书数十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凡经他手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孙殿起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编纂《丛书目录拾遗》12卷,又编纂了《贩书偶记》《贩书偶记》收集了清代著作单行本以及宋、元、明代的罕见古籍版本共1.7万多种,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补充。


再来说说另一位传奇人物:来薰阁的陈济川。来薰阁开设于清咸丰年间,最初是卖古琴的,名“来薰阁琴室”。民国元年(1912年),由陈氏后人陈连彬收回,改业为书。当时来薰阁生意没有多大起色,陈连彬遂于1925年把其侄陈济川邀来,帮助管理经营。陈济川早年在隆福寺文奎堂旧书铺从王云瑞学徒。文奎堂的生意做得比较活,不仅与国内知名学者来往十分密切,连日本、朝鲜的学者也交往。陈济川在这里培养出善于交际的本领。


到来薰阁不久,陈济川大量收进名书好书,他还外出到各省收书,买到各种宋堑元刻、明版清刊的善本珍籍。来熏阁中有两本书令陈济川最为得意:一是据明万历刻本、清康熙五年重修本《忠义水浒传》,有李贽的评点,当年收购价一两黄金,1949年后,捐给国家,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是与人合伙收得明弘治年间刻本《西厢记》。明刻《西厢记》不下几十种,大多是明万历之后的刻本,而此书刻于明弘治,要比明万历刻本早近百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厢记》完整刻本,弥足珍贵,此书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如今,来薰阁仍然矗立于琉璃厂,续写其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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